據媒體報道，籌拍電影《操場》的創作者正在物色演員，沒有獲得鄧世平親屬授權，一時間引發了網友熱議。很多公共事件都被改編成文學藝術作品，以文字、影視作品的形式再現。作品必然會對當事人或其親屬帶來一定的影響。那麼，公共事件改編成影視作品是否需要獲得親屬的同意？
對此，網友大致有兩類觀點：一種認為不需要授權，因為這是公共事件，涉及公共利益，是弘揚正能量，如使用化名，則屬於合理加工；另一種認為需要授權，因為是商業片，改編會給當事人及親屬帶來現實的影響。
操場埋屍案親屬的律師表示，“我們還是希望製作方應該積極主動與我們溝通，獲得合法授權。”律師說，已經保全證據，因不知曉劇本，對改編後可能涉及的侵權糾紛也會繼續關注。也有法學專家表示，“按照社會事件創作作品，不需要經過當事人或者其近親屬的同意。當事人對於自己參與的社會事件沒有控制權。”
大體上，可以把贊同授權的歸為
親屬影響論
，反對授權的歸為
公共利益論
。兩種看法均有一定道理，但現行法律如何規定呢？《民法典》
第1027條規定，“
行為人發表的文學、藝術作品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為描述物件，含有侮辱、誹謗內容，侵害他人名譽權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該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發表的文學、藝術作品不以特定人為描述物件，僅其中的情節與該特定人的情況相似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該條款以權利義務的形式，規範了相關行為，即可以以真人為物件創作，但負有一定的注意義務，這些義務導致一些越界行為被禁止。
從權利的角度看，改編行為涉及到了權利衝突，也涉及到權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對公共事件進行改編，涉及到親屬的權益，改編者的改編權，社會公共利益。《民法典》對此進行了平衡，不否定改編者的改編權，也認可對親屬權益的保護，實際上兼顧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問題在於，改編是否需要獲得親屬授權？授權前提是親屬擁有對事件的獨佔性、排他性權利或控制，這種權利基礎是親屬的利益。親屬當然擁有這種利益，但是否能成為一種獨佔性的權利？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公共文學藝術作品中，存在多方的利益。不僅有受害人的利益，還有犯罪人的利益，因為改編作品後也會對犯罪人的親屬造成影響，但犯罪人家屬本人沒有親自犯罪，有時可能也是無辜的。法律是公共利益的表達，維護的是公共秩序，也尊重個體的權益，是對各種利益權衡的結果。公共事件改編涉及多方利益中，對於公共事件，《民法典》認可了改編權，但也劃定了權力邊界，即不能以侮辱、誹謗的方式侵害他人名譽。
公眾往往從媒體報道中獲知相關案件，很多改編行為也來自於媒體報道。《民法典》
1025條規定，
“行為人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影響他人名譽的，不承擔民事責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實；（二）對他人提供的嚴重失實內容未盡到合理核實義務；（三）使用侮辱性言辭等貶損他人名譽。”
本條同樣是兼顧公共利益和案件利益相關者的個人利益。
個人以為，民法對於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報道行為進行了認可，對於改編行為也予以了承認。但任何權利都存在界限，改編行為本身也不能有侮辱誹謗行為，影響案件當事人的社會評價和名譽，以至於嚴重影響當事人的生活。尤其在本案中，鄧世平是一位正直的老師，非常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