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東漢末年從公元204年至219年
（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區流行瘟疫兇猛。東漢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說“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特別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憶說：“昔年疾疫，親故多受其災”。又說：“疫癘多起，士人雕落”。那時中原“家家有伏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聲，或合門而亡，或舉族而喪者”。張仲景與曹丕的話證實了瘟疫的存在。幸而《後漢書·五行志》還留下幾行極簡略的記載，使人知道除了戰爭外還有一個瘟神同時肆虐。最集中的是靈帝在位15年間，共達5次，也正是黃巾賊大起義前夕，民不聊生的時候真所謂禍不單行，大疫又兼大兵，中原地區陷入極恐怖的狀態。有個戶口增減的數字很可以說明問題，恆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全國戶數是1607萬多戶，人口是5006萬多口。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只有戶數149萬多戶人口剩下560萬零200多口（金兆豐《中國通史·食貨篇》）僅存十分之一，這是何等驚心駭目的數字。瘟疫流行老百姓固然大量死亡，就連有特殊地位的官僚也不能避免。曹丕還未稱帝時寫了一封信給吳質，其中說“昔年疾疫，親故多罹起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徐陳應劉就是徐幹、陳琳、應療、劉楨，不但這四個人，那時連有名的王粲、阮癆都在一場大瘟疫中死去的，可知是一場瀰漫上下階層的大恐怖。而曹操敗軍以後，回到譙縣又說“自頃以來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建安二十三年又下令曰“去冬天降疫病，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可見至獻帝末年瘟神還未收手斂跡。
2、唐代宗廣德元年
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
3、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1950)
1855年發生在中國雲南省，這場鼠疫蔓延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先從雲南傳入貴州、廣州、香港、福州、廈門等地後，這些地方死亡人數就達10萬多人。單在印度和中國，就有超過1200萬人的人死於這場鼠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