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出生在山西一個偏遠的小山村，我有個姐姐，從小我就是姐姐的跟屁蟲。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窯洞裡，父親在煤礦當工人，他最大的心願就是蓋一套新房子，於是他花了很長時間和我爺爺一起建了一個磚窯。僱了一個人用模具把泥做成磚的形狀，那人一天可以做一千塊泥磚，一塊磚8釐錢，每天父親需要支付他8元錢，而我父親每天的工資也是8元。父親白天上班，晚上在磚窯燒磚，大概一年的時間燒了6窯，一共10萬多塊磚。
1990年，我弟出生了，那時候農村的資訊普遍閉塞，觀念轉變慢，大家還普遍停留在多子多孫的狀態，但是計劃生育已經開始執行，我家被罰了7080元，建房被迫中斷，因為交不起罰款，為了防止執行人員搬走傢俱，我父母白天一般都不敢回家，在我印象中，小學很長時間我都是在鄰居家裡吃飯，只有晚上才能回家，但是計劃生育人員有時候晚上也會搞突襲，我親眼見到我家那臺黑白電視被他們拿走了。
後來父親還是找親戚鄰居借錢把罰款交了，這樣建到一半的房子也能繼續進行，等房子建好了，我家已經有了上萬元的負債，那時候全家只有父親一人掙錢，一個月就200多，感覺壓力好大，上小學時我已經開始住校，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每頓飯能吃到一袋泡麵和一根火腿腸，可惜這樣的願望基本半年才能實現一次。
1997年，我家的外債全部還清了，雖然還是很窮，但明顯感覺父母臉上有了笑容，無債一身輕，誰也不想欠別人的錢。可惜好景不長我考上了高中，我姐考上了師範，義務教育不怎麼花錢，但是高中師範需要的費用還挺高，記得開學前的一個晚上，父親才好不容易把學費借到，在昏暗的電燈下，父親用顫抖的手，給我點了1000的學費，給我姐點了2000的學費，然後默默地抽了兩根菸。
在我升高三最繁忙的時候，家裡突遭變故，村裡選舉村長，父親負責選票的登記，前任村長讓我父親多給他登記幾票，我父親沒有同意，於是我父母和我爺爺被打到住院，我們姐弟三人因在學校，幸運躲過一劫，從醫院出來後，父親多次上訪，奈何對方有錢有勢，我們狀告無門，考慮到自己三個孩子還要上學，他必須得回去上班掙錢，父親只好吃下了這個虧，但是之後身體一向硬朗的爺爺不久就去世了，這一直是我心中最遺憾的一件事。
2004年我考上了大學，父母陪我一起來到了北京，因為我姐姐已經畢業當上了老師，所以相對來說那會的壓力沒那麼大了，我父母和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了天安門，大家都很激動。我之前基本上兩耳不聞窗外事，剛上大學甚至連電腦都不會開機，突然來到首都，我才感覺到這個世界真的是太大了。我再也不想回到村裡一輩子做農民了。
之後在北京打拼多年，我也結婚生子，去年在朝陽買了房，結束了多年的北漂生涯，父親也老了，但是閒不住，雖然不在煤礦幹了，但又找了個園林綠化的工作，順便幫我弟帶孩子，一次我和父親說要不繼續把當年的官司打一下吧，父親說算了吧，那家兩個兒子，小兒子在煤礦出事故死了，雖然賠了一筆錢，但是大兒子賭博全輸掉了，為逃債也不知去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至少我們現在過得比他好，這事就到此為止吧。
平平凡凡，普普通通，腳踏實地，這就是普通人的人生吧，其實也是種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