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記｜金庸關於遼軍“打草谷”的描述，基本上是錯的

作者丨

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前文

《給北宋與遼國的「金錢換和平」算筆賬》

的留言裡，有好幾位朋友提議“說一說契丹的打草谷”。

那就說一說“打草谷”這個事情。

當代人知曉“打草谷”這個名詞，很大程度上須歸功於金庸的小說

《天龍八部》

，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相關電視劇集。書中第二十章，描寫了蕭峰在雁門關見到宋軍前往遼國境內打草谷，“驅趕著數百頭牛羊和十餘名契丹婦女”。第二十七章，又描寫了遼軍前往北宋境內打草谷，“馬後縛著許多俘虜，似是打了勝仗回來一般”。

書中還說，“他（蕭峰）在遼國多時，已約略知道遼國的軍情。遼國朝廷對軍隊不供糧秣，也無餉銀，官兵一應所需，都是向敵人搶而來，每日派出部隊去向大宋、西夏、女真、高麗各鄰各國百姓搶劫，名之為‘打草谷’，其實與強盜無異。宋朝官兵便向遼人‘打草谷’，以資報復。是以邊界百姓，困苦異常，每日裡提心吊膽，朝不保夕。蕭峰一直覺得這種法子殘忍無道……”

電視劇《天龍八部》中的“打穀草”情節

其實，金庸此說不可當真。契丹建立的遼國曆史上確有令人髮指的打草谷惡行，但在小說《天空八部》所選取的歷史年代，也就是女真政權初興的北宋晚期，遼國早已效仿中原王朝，建立起了正規的軍隊補給體系，打草谷已非“遼國軍隊的規矩”。遼宋邊境上，也很少發生遼軍過來打草谷、宋軍再過去打草谷以示報復這類拉鋸式衝突。

契丹政權早年確實沒有軍糧補給制度。

史料中有許多這類記載。

如後梁貞明三年（917），契丹軍進攻幽州，李存審、閻寶等將領的主張是“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儘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契丹軍沒有後勤輜重，無法打持久戰，我軍只須堅守城池，等契丹軍將城外的糧食都搜刮完了，沒得吃了，自然就會退軍，那時我軍正可趁勢追擊。

另一位將領李嗣源的最大擔憂是“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我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契丹軍是不帶輜重糧草的，我軍必須帶輜重糧草。若我軍與契丹軍在平原地帶相遇，契丹軍必然利用其騎兵優勢包抄搶奪我軍的糧草，那樣我軍就不戰自潰了。所以救援幽州的最好辦法，是讓部隊放棄平原改走山路。如果在山路上與契丹軍相遇了，我軍還可以據險防守。

再如，遼太祖阿保機與李存勗在望都交戰敗北，也是因為時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於路”，阿保機沒有糧草補給，大雪又讓掠奪百姓變得非常困難，只好以“天未令我到此”為由選擇退兵。

但是，

沒有軍糧補給制度，也就是沒有輜重，並不意味著契丹軍沒有攜帶軍糧，這完全是兩碼事。

戰爭是大事，鮮少有軍隊會冒險將糧草完全寄託在擄掠上。契丹軍的常規做法，其實是攜帶大批活著的馬牛羊隨軍出征作為糧草。後梁貞明三年契丹進攻幽州就是這麼幹的，當時的狀況是“漁陽以北，氈車毳幕，羊馬瀰漫”。固守多日後，幽州守將周德威派人告知李嗣源：

“契丹三十萬，

馬牛不知其數，近日所食羊馬過半

，案巴堅（即阿保機）責讓盧文進，深悔其來。契丹勝兵散佈射獵，案巴堅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

周德威傳遞給李嗣源的資訊未必完全可信。他一面說契丹軍攜帶的牲畜不知其數，一面又說自己得到的資訊是這些牲畜已被吃掉了超過一半，就略有一些衝突。他這樣說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李嗣源能夠儘快發兵來解幽州之圍。但周德威的這些話，仍保留了一些確鑿無疑的資訊，那就是當時的契丹軍雖然沒有糧草輜重，卻隨軍帶有大量的馬牛羊等牲畜。圍攻幽州城的契丹軍，便主要以這些牲畜為軍糧。

除了攜帶牲畜作為軍糧外，契丹軍也比較重視抄掠對方軍隊的輜重。

如後唐時代莊宗同光元年（923年）閏四月，契丹軍入侵，“抄掠饋運”，饋運即後唐政權的糧食運輸線。次年五月，契丹又入侵幽州，“饋運多為所掠”，契丹軍將掠奪的重點放在後唐政權往幽州城輸送的糧草上。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年）八月的記載是“幽州城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這是契丹軍摸透了中原政權不願野戰只肯固守城池的思維後，將幽州當成了圍點打援之所。他們知道幽州的大軍需要外界源源不斷輸送糧草來維持，所以在幽州城外遍佈斥候，專門探查哪裡有要運送入城的糧草可搶。

契丹軍也

擄掠百姓。不過，

對大規模軍事作戰而言，擄掠散在田野之間的百姓是效率很低的做法。搜尋村鎮的成本、搜挖糧食並打包運輸的成本都很高，所得又往往有限，遠不如截擊敵國的稅糧和軍糧來得有效率（為了減輕搜挖糧食的成本，歷史上更常見的規模化擄掠現象，是選擇農作物成熟之日，以軍隊直撲田地強行收割）。所以，如果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出現了大規模

擄掠百姓

的惡行，

往往也意味著契丹軍隊的補給已發生了嚴重危機。

一般認為，

中原民眾熟知“打草谷”一詞，緣於契丹與後晉之間的戰爭。

這場戰爭在公元947年以契丹軍隊消滅後晉、遼太宗耶律德光率軍進入開封城、身著中原王朝之皇袍改國號“契丹”為“大遼”告終。但中原百姓的苦難卻未因戰事終結而平息。據《資治通鑑》記載：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日：‘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谷’。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趙延壽是投降契丹的漢人，耶律德光有意利用漢人來進取中原，故重用趙延壽，以之為幽州節度使。契丹軍佔領開封滅亡後晉之後，趙延壽建議由即將成立的新政府向契丹軍供給糧草，但耶律德光認為契丹軍的糧草從無由政府負擔一說，故採取了舊辦法，讓部下騎兵出去漫山遍野“打草谷”。這場“打草谷”的結果，是以開封城為中心，方圓數百里間的百姓死亡枕藉，財富與牲畜皆被掠奪一空。

可說是一場極為殘酷的大屠殺與大搶掠

。

其實，沒有任何統治者會在一開始便給自己定下的制度取一個惡名，“打草谷”一詞應該也是如此。據《遼史·兵制》的記載，遼國實行的制度是百姓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皆納入兵籍，也就是戰爭啟動時都得應召參與。其中，“每正軍一名，馬三匹，

打草谷、守營鋪家丁各一人

。……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穀草騎四出抄掠以供之”——聯絡前文提到的，契丹軍出征時會隨軍攜帶大量活的牲畜作為軍糧，這裡的“打草谷家丁”的設定，應該就是為了給這些牲畜提供草谷；“守營鋪家丁”顧名思義，是看管營帳的留守人員。

正因為隨軍攜帶的牲畜必須由契丹士兵的家庭自己提供，作戰期間牲畜的穀草也必須由契丹正兵之外的“打草谷家丁”自己提供，所以耶律德光才會拒絕趙延壽由府庫向契丹軍提供軍糧的建議，才會堅持繼續實施“打草谷”政策。或許，在耶律德光看來，採納趙延壽的建議很危險，意味著開了由契丹政府承擔軍糧成本的先例。也有可能是耶律德光攻陷開封后發現自己手中並未掌握足夠的糧草。

於是，本意乃是“為隨軍牲畜提供穀草”的打草谷一詞，在公元947年的中原，迅速蛻變成了大屠殺和大搶掠的同義詞，也成了中原士大夫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到元朝編修《遼史》時，除保留有“打草谷家丁”這個名詞外，“打草谷”一詞已經與燒殺搶掠劃了等號。

《遼史》中關於“打穀草家丁”的記載

公元947年這場殘忍的“打草谷”，也給耶律德光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首先，燒燒搶掠的契丹軍在中原地區無法建立起有秩序的統治；其次，原後晉殘留在地方上的軍隊將領，見契丹軍如此熱衷於燒殺搶掠，也認為其無法逐鹿中原，故對“大遼”多持觀望態度；再次，中原地區的義軍蜂起，紛紛以“殺契丹”為口號。於是，在開封城逗留了僅約三個月之後，耶律德光見形勢不妙，便以天氣熱為由選擇了北返。耶律德光後來承認說，

“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

——意思是悔不該放縱軍隊“打草谷”，讓全中原人皆對契丹軍恨之入骨。

不過，任何政權走向皇權集中化之後，都會產生由中央政府來掌控軍隊供給的需求。這是因為軍隊的向心力對皇權的穩固至關重要，只有把軍餉、糧草等攸關軍隊命脈的經濟權力抓在手裡，皇權才會放心。遼國也是如此。

至晚在遼聖宗時代（983-1031年在位，大致相當於北宋的太宗後半期、真宗時期與仁宗早期），遼國已經建立起了與中原王朝相似的軍隊補給制度。如統和四年（986）五月，遼聖宗下詔讓部隊“備器甲、儲粟，待秋大舉南征”。遼興宗時代進攻西夏時，也有“戰艦糧船，綿亙數百里”的記載。這一時期，“打穀草”的舊做法也漸漸被視為違法。統和二年（984年）發生過下面的將領“請行俘掠”而被皇帝以“徒生事耳”否決的事情；統和四年（986年）有詔書禁止將領“縱軍殘南境桑果”，統和七年（989年）發生過“三卒出營劫掠”結果被鞭笞責罰，其掠奪所得之物被皇帝分賜左右之事。

1005年，宋遼簽訂《澶淵之盟》後，兩國邊境長期無事。讓北宋君臣最擔憂的邊境問題已不是遼軍前來“打草谷”，而是邊境地區的北宋百姓會逃亡遼國。

比如，宋仁宗時代，有人建議朝廷禁掉河北的鹽業自由市場，改由官府經營，以增加財政收入。諫官餘靖上奏極力反對。他告訴宋仁宗，“燕薊之地”被契丹佔領數百年，那裡的百姓之所以“忘南顧心”，沒有了迴歸中原王朝的想法，是因為“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契丹的政策簡易，鹽價也很低賤，勞役徵發也不頻繁。餘靖還說，本朝太祖皇帝當年之所以“推恩河朔，故許通商”，允許河北邊境地區的宋朝百姓自由買賣食鹽，便是為了抵消邊境內外生存環境對比帶來的傷害，“今若榷之，價必騰踴，民茍懷怨，悔將何及。河朔土多鹽滷，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滷煎鹽以納二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眾，邊民怨望，非國之福。”——如果現在將內地普遍實施的食鹽官營政策推廣到河朔地區，那些靠賣鹽為生的百姓繳不起稅賦，一定會逃亡。百姓們吃不起高價鹽，也會鋌而走險。讓邊境百姓對國家心生怨念，對國家不會是什麼好事。

《宋史》中關於北宋邊境地區為防範百姓逃亡而採取與內地不同政策的記載

再如，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蘇轍以“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的身份前往遼國賀壽。歸來後，蘇轍在給宋朝皇帝的劄子裡說，遼國百姓的生活狀況比較好，除非發生特殊的“急速調發之政”。尋常年份裡，遼國的情況是“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出使遼國期間，蘇轍還寫有詩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在其中一首題為《惠州》的詩裡，蘇轍自注道：“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這裡的惠州大致位於今天的遼寧省建平縣一帶，蘇轍用 “逃叛者”二字，顯示據他的耳聞，該州有不少百姓是從宋朝逃亡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