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洋說客”：捲入中國政壇半世紀

他是20世紀上半葉捲入中國政治的一個澳大利亞人，擔任過“少帥”張學良、蔣介石及宋美齡的政治顧問，被稱為自馬可·波羅以來唯一一位與中國統治者一起生活，共同進餐，併成為蔣委員長“最顯赫的客卿”的人……

遊說孫中山，協助指揮革命

端納來自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個小城裡斯峪。他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開始關注中國的。鴉片戰爭後國門洞開的中國，始終是洋人們的興奮點。

在驟然興起的“中國熱”中，新聞記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端納便是其中之一。

威廉·亨利·端納

端納的“遊說”之路，是憑自己的努力走出來的。

他約於1903年到香港，供職於《德臣西報》及《中國郵報》。他最早接近的中國政要是兩廣總督張人駿。為了求見張總督，他曾在廣州兩廣總督府門前“死等”。

張人駿（1846—1927），直隸豐潤（今屬河北唐山）人，是晚清名臣張佩綸（注：著名作家張愛玲的祖父）之堂侄，袁世凱之親家（注：張的兒子娶袁氏長女為妻）。有總督府幕僚感其誠，終得安排謁見。端納以三寸不爛之舌，縱論天下大勢。張人駿總督以香檳酒待之，並聘其為無報酬的“名譽顧問”，並得隨時晉見總督之權。

之後，端納又在香港主動求見孫中山，當時，孫中山遊歐，只得由胡漢民出面接見，但從此以後，端納便與革命黨人保持著密切關係。

辛亥革命起，上海革命黨人在伍廷芳公館成立總部，指揮東南數省之革命，伍廷芳總其事。端納乃鼎力協助伍氏之工作，內促各省反清光復，外則任對外交涉之事，人稱“革命黨的無官職的外交部長”。

孫中山返國後，與端納相見恨晚，數日長談，論及中國當時面臨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重大問題。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聘端納為“中華民國外務高階參議”。

孫中山曾以“不勝感激”評價瑞納：

“國家統一，偉業告成。你曾力將我們的主義宣示天下，使革命獲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滬寧之間，盡力助我軍民。每念及此，不勝感激。”

遊說張學良歸順中央政府

1915年1月，日本以“二十一條”（注：日本與袁世凱秘密簽訂的秘密條款）為交換條件，支援袁世凱稱帝。端納欲得“二十一條”之詳情，乃以財政總長周自齊為突破口，展開“遊說”工作。

周自齊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返國後主持籌建清華學堂。1911年任袁世凱內閣財政次長，後歷任交通部總長、農商總長等職。周不敢透露絕密的“二十一條”，暗示袁氏之英國顧問毛裡森（注：端納的好友、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處有英譯本。據此，端納終得“二十一條”正式文字，並對外發布，引起國內外輿論大譁。

張作霖（注：張學良之父）皇姑屯被炸身亡後，端納經人介紹赴瀋陽謁見張學良，從此，端納成了張學良的顧問（注：一說受蔣介石委派）。他對張學良有“三大勸”：

一勸張學良戒毒；二勸張學良處決楊宇霆、常蔭槐（注：兩人均為東北軍元老重臣）；三勸張學良歸順中央政府。

張學良和端納2

張學良毒癮很重，全身病態，初見端納之時，每15分鐘即需中止談話，注射嗎啡提神。端納勸其戒毒，並親自陪張去上海治療，在張病房外支床，日夜守候，直至其徹底戒除毒癮。期間，端納曾向張之警衛長揭發張之秘書、僕人、醫生等貼身人員慫張吸毒以漁利之事，使張開除了這批人。

楊宇霆為張作霖老部下、東三省兵工廠督辦，常蔭槐為黑龍江省主席。楊、常兩人親日，日亦有以兩人為“東北王”之打算。兩人見端納初來，想拉攏之。端納密報張學良，並揭發兩人私借鉅額外債、進口武器等“反常事”，引起張學良高度警覺。

楊以“老臣”自居，對“少帥”本就看不起，還曾逼“少帥”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讓常蔭槐主其事。“少帥”不再容忍，於1929年1月10日誘殺兩人，史稱“誅滅楊常”。後送兩家銀元各一萬，以為撫卹。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爭持不下，當此之時，張學良若偏蔣，則蔣勝；若偏馮、閻，則馮、閻勝。

關鍵時刻，端納勸張學良通電全國，出兵平津，助蔣介石贏得大戰。

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下野，張收編接管西北軍，入主燕京，進軍華北，中原大戰結束。此戰之後，蔣介石對軍閥控制力大增。

“西安事變”後最早營救蔣介石的使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主和派”激烈爭吵。

宋美齡力主先派一個可信賴的人到西安了解情況，然後再設法把蔣介石營救出來。

宋美齡選定了端納。一則端納與張學良的關係甚篤，曾任張學良的顧問。

“九一八”事件之後，張學良曾被迫下野周遊歐洲，期間就是端納朝夕相伴。

二是端納與蔣介石夫婦的關係亦非同一般。

1934年，當端納陪張學良從歐洲回國後，適逢蔣介石發起所謂“新生活運動”，宋美齡為宣傳這一運動，請端納幫助她處理信件和報告。張學良本來不想割愛，但既然宋美齡開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絕，最後只答應端納為蔣介石夫婦工作六個月，但最後端納還是被他們硬留在了身邊。

“西安事變”後，南京主戰派正調兵西進，交通受阻，音訊中斷，情況完全不明。但端納卻把此次重任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

12月13日午後，

他衝破主戰派的層層阻力，帶著宋美齡寫給蔣介石和張學良的兩封親筆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宋美齡在政治顧問端納（左）的陪同下前往西安營救蔣介石。

端納到西安後，在與張學良的會談中，進一步證實了自己的判斷，蔣介石目前不僅沒有生命危險，而且張楊對他並無惡意。端納表示同意張學良提出的主張，並承諾竭力去說服蔣介石。會談結束時，他還一再告誡張學良，千萬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如果他性命不保，中國必然大亂，這隻能對日本有好處。

傍晚時分，在張學良的陪同下，端納來到了臨時扣押蔣介石的地方。

蔣介石做夢也想不到端納會到來，一時激動得流出淚來。聽了端納的一席話，再看了宋美齡的來信，又聯絡到張學良楊虎城對他的態度，蔣介石終於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並沒有什麼危險，也明白了“兵諫”的真實意圖。於是，蔣介石固執的態度漸漸地發生了轉變。

緊接著，端納又帶著蔣介石給何應欽停止進攻和讓宋子文前來西安與張楊談判的手諭回到了南京。至此，一場可能爆發的內戰終於避免了。

彌留之際宋美齡為其誦讀《聖經》

遺憾的是，張學良在護送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失去了自由。為此，端納常為自己的“言而無信”深感愧疚。端納不厭其煩地為張學良求情，終於招致蔣介石對他的不滿，並開始冷落他。

“西安事變”剛結束，南京的親日派就透過《中央日報》攻擊端納是張學良的同謀，指控他“出賣中國”，要求把他押送出境。戴笠還趁機將他與一日本人的談話錄音透過技術處理後，作為端納是日本間諜的“證據”呈給蔣介石，致使蔣介石對他產生了懷疑。

無奈之下，端納於1940年離開了蔣氏夫婦。

此後，端納在香港的一家飯店暫住下來，不久又到了太平洋上的塔西堤島。可是好景不常，太平洋戰爭爆發。此後，端納急忙乘一艘美國郵輪返航。不料，在途經菲律賓馬尼拉時，他被日本佔領軍關進洛斯巴尼斯集中營。端納隱姓埋名，混跡於其他白人囚犯中。雖然一些人認出了他，然而，無一人出賣這位日本人重金通緝的“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

1945年2月，蔣介石透過盟軍海軍情報系統等部門和人員的證實，方知錯怪了端納，於是，馬上請求遠東地區盟軍司令麥克阿瑟採取特別營救行動。

2月23日清晨，麥克阿瑟將軍組織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動，救出了端納，並立即將他送往美軍珍珠港海軍醫療中心進行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