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之禍對漢武帝一朝政局的影響

一、緒論

巫蠱之術,又叫厭勝,是古代的一種偶像傷害術。漢代人相信,將仇人的肖像刻在桐木上,插上鐵針,透過巫師施展魔法,埋入地下,就可以達到詛咒仇人的目的,使仇人生病或死亡。瞿兌之先生在《漢代風俗制度史》一書中指出“巫蠱之術,蓋以桐木為人,埋地中,以針刺之,詛其死也。”巫蠱之術最早起源於原始社會狩獵時對獵物進行的詛咒。殷商時,商王“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廖辱之。為革囊,盛皿,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自春秋以來,巫蠱之術就一直為民間乃至官方所信仰,以至於春秋時期著名醫學家扁鵲曾提出“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以期使人們擺脫對巫蠱的迷信。漢景帝時代名臣晁錯在《募民實塞疏》中提出:“為置巫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在楚漢戰爭期間,漢高祖劉邦就在吳中地區“悉招秦祝官”這些祝官就是巫官。由此可見,在漢武帝即位以前,巫術作為一種從上古就流傳下來的神仙方術,就對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尚還沒有引起較大的政治風波。然而,漢武帝即位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漢武帝一朝巫蠱之禍發生次數之多,在以前朝代乃至以後各朝,都是沒有過的。

巫蠱之禍對漢武帝一朝政局的影響

漢武帝

二、巫蠱之禍害對漢武帝一朝政局的影響

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較長的一位皇帝。然而自元光五年陳皇后因巫蠱被廢至徵和三年丞相劉屈氂巫蠱事件,前後40餘年,竟發生了五次較大的巫蠱之禍,其次數之多,損失之大,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僅徵和二年的巫蠱獄案,就致數萬人喪生,被誅連殺害者,有皇太子、皇后、公主、丞相、將軍等皇親國戚和顯要官員。可以說,巫蠱之禍為漢武帝一朝的政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巫蠱之禍害造成了漢武帝一朝幾代外戚的興衰

武帝的上臺,是一系列政治鬥爭的結果。漢景帝共有十四子,劉徹排行第十,按照嫡長子繼承製的原則,太子之位是無論如何也輪不到皇十子劉徹的。然而,漢景帝的姐姐長公主劉嫖一心想將自己的女兒陳阿嬌許配給當時的太子皇長子劉榮,“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慄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慄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慄姬的拒絕,惹惱了長公主,而劉徹的母親王美人則看到了聯合長公主的機會,為了拉攏長公主,因此當“長主欲於王美人”時,“王美人許之”。這樣,長公主就與王美人在政治上結成了聯盟。為了達到換太子的目的,“長公主日譖慄姬短……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可以說,劉徹最終能順利當上太子乃至於最後順利即位,與長公主的幫助是不無關係的,“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然而,隨著太皇太后竇氏的去世,漢武帝開始掌握實權,和長公主及陳阿嬌的矛盾日益激化,“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上患之。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後寵浸衰”。為了擺脫長公主對朝政的干預,漢武帝開始寵幸衛子夫,並大力扶植衛氏家族的實力與之抗衡。由於陳皇后無子,而衛子夫得幸,陳皇后開始迷信巫蠱之類的方術,最終漢武帝以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為由廢黜陳皇后,以致“竇太后慚懼,稽顙謝上”隨著陳皇后的被廢,竇氏家族對朝政的影響力也就大大衰弱了。

巫蠱之禍對漢武帝一朝政局的影響

影視劇中的衛子夫形象

(二)巫蠱之禍引起的政治動盪在客觀上推動了漢武帝一朝的酷吏政治和特務統治

漢武帝的統治,被後世史學家歸納為“儒表法裡”。為了加強對地方不法豪強勢力和全國的控制,漢武帝在全國大力實行酷吏政治和特務統治,而正是在處理巫蠱事件的過程中,一些酷吏因為辦案有功,從而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張湯就是其中的代表。元光五年,陳皇后被廢后,漢武帝啟用張湯來調查這起巫蠱事件,張湯揣摩了漢武帝的意思,“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在漢武帝一朝,像張湯之類的酷吏辦案完全秉皇帝意志辦事,從不考慮律法。判案寬簡全決於皇帝的意志,是很對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胃口的。就這樣,一大批治獄深刻之吏開始進入漢武帝的視線,史載“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在巫蠱之禍中,一大批酷吏因辦案有功而飛黃騰達。而為了偵查巫蠱案,漢武帝又在全國開始了特務統治,他任命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查逾侈”漢武帝后期的特務統治,大大激化了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使得上至皇室下至官僚人人自危,而這些佞臣也得以利用漢武帝對巫蠱之術的痛恨,在其中得以“大顯身手”,已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漢武帝后期的特務統治,不僅激化了階級矛盾,更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對巫蠱之禍的發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巫蠱之禍對漢武帝一朝政局的影響

桑弘羊

(三)巫蠱之禍所造成的慘重後果促使漢武帝晚年國內政策的轉變

徵和二年的巫蠱之禍後,深受喪妻、喪子之痛的漢武帝開始反思自己的內外政策。由於年年征伐,致使文景時代的積累被漢武帝揮霍一空,史載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導致廣大人民“亡逃山林,轉為盜賊”。為了改變這一局面,緩和社會矛盾,漢武帝親耕於鉅定,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示止戰富民之意,同時拒絕了桑弘羊輪臺屯田的請求,下罪己詔。文景時代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又一次回到了西漢王朝的政治舞臺。漢武帝在自即位初年的從“無為”向“有為”轉變後,又完成了一次由“有為”向“無為”的轉變。此後,漢昭帝、漢宣帝時期繼續執行漢武帝的遺策,使西漢王朝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面,正是由於這一改變,使他得以有“亡秦之失”,而免於“亡秦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