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史官能夠秉筆直書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有關先秦史官的故事,相信大家耳熟能詳的不少。

其中之一就是董狐的故事:晉國正卿趙盾與晉靈公權力鬥爭激化,晉靈公設宴款待趙盾,卻想在宴席上殺了趙盾。結果,趙盾在提彌明和靈輒護佑之下,得以逃脫。經歷此事後,趙盾急忙出逃,卻未逃出國境。隨後,趙盾堂兄弟趙穿在桃園襲殺晉靈公,趙盾才得以回來。這時,晉國太史董狐直接書寫“趙盾弒其君”,然後再到朝堂之上公然向人展示。趙盾急忙替自己鳴冤叫屈:“不然。”董狐一句話就說得趙盾啞口無言:“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也對此大加讚歎:“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第二則故事是齊國太史的故事:因為齊莊公與自己老婆私通,崔杼便下毒手殺死了齊莊公。齊國太史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忿而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杼終於手軟了,便將太史三弟給放了。

先秦時期史官能夠秉筆直書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齊太史秉筆直書

因為這兩則故事,人們對於先秦史官的不畏強權、秉筆直書頗為讚許。對比之下,後世史官的表現就越來越糟糕了。像先秦史官那樣能直書不隱的史官越來越少,而且常常為尊者諱,曲記歷史的現象非常多。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先秦史官之所以能比後世史官更加獨立,是有其歷史淵源的。至少在三個方面的優勢,使得先秦史官比後世史官地位更為優越,使得他們更加能保持獨立性。

首先,先秦之時,中央集權力量尚不夠強大,國君控制力遠不如先秦后帝王控制力度那麼大。中國在西周時,採取了分封制與宗法制相結合,使得周時中國比之前的夏商各朝更接近於一個統一國家。但是,分封制本身的特點,就限制了國君權力的無限擴大,反而容易遭到來自諸侯和卿大夫的種種制衡。太史作為周時文官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君想要干涉太史日常工作,難度顯然要比後世帝王困難得多。後世帝王干涉太史寫史,據說是從唐太宗李世民開始:他主動要求檢視太史每天記錄了什麼,還承諾不干涉太史寫的東西。但實際上,自從中央集權在中國歷史上佔據主導地位時,帝王干涉史官寫史就已經很常見了。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怕六國史書亂寫,就將六國史書毀得差不多了。帝王權力擴大之後,史官要想保持獨立性就更困難了;不然,小心帝王“焚書坑儒”!

先秦時期史官能夠秉筆直書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李世民

其次,先秦時期的史官,是屬於先進文化的掌控者和壟斷者。先秦之時,能識文斷字的人非常少;而能識文斷字還能熟讀歷史的人就更加稀少了。而史官由於其獨特的地位,就能將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先秦史官是唯一能夠從研讀史書而得到歷史教訓之人。典型案例就是鄭桓公在週末時向太史伯陽請教逃生之法,太史伯陽侃侃而談,將未來東周數百年的歷史發展趨勢分析得通通透透。這樣的優勢地位,使得先秦之人對於史官有種獨特的尊敬。但經歷了春秋戰國之後,天下大亂,社會階層變幻莫測,使得文化的傳播範圍大大擴充套件,太史的文化壟斷地位也被打破。歷史、詩歌、音樂等等原本屬於上層人士所獨有的知識,越來越平民化,這樣使得後世史官的地位也遠不如先秦時期史官那麼高高在上。這樣的結果,也使得後世史官更難保持先秦史官那種超然物外的獨立性。

最後,先秦時期的史官,其實與巫祝之官聯絡緊密。巫祝之官與史官,往往屬於同一體系。很多史官,可能既要主管書寫歷史,又要負責占卜、祭祀。史官既然負責通神,在神權思想還佔據著相當地位的先秦時期,他們的地位也就更加高人一等了。所以,《左傳》往往看到很多史官根據天象、自然現象等等作出預言,這些預言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史官為了提高自己權威性有意編造的。這些預言的存在,無疑為先秦史官增添了不少神秘感,更提高了他們的地位。後世史官顯然更願意與巫祝來開距離,絕大多數都不願與巫祝之人混為一談。所以,在這方面他們也不如先秦史官,保持獨立性也就少了一大優勢。當然這一點,從先秦之後的史書來看,各種神秘主義的預言就少了很多——比起先秦歷史,這反倒是一種進步了。

以上,就是個人對於先秦史官與後世史官不同之處的一點看法。雖然後世史官更難保持獨立性,但這是指體制內的史官。如果史官能跳出體制,其撰寫的史書反倒是比先秦史官更容易保持獨立性了。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必須由後一朝代史官來撰寫前朝歷史的緣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