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平陽縣誌》：近代浙江方誌之佳作，民國時期溫州唯一刊行的縣誌

近代浙江方誌之佳作

——民國《平陽縣誌》

繼2018年2月《劉紹寬日記》出版之後，以劉紹寬為主編纂的民國《平陽縣誌》歷經五年的整理，其點校本2020年9月在中華書局出版。民國《平陽縣誌》是民國時期溫州唯一刊行的一部縣誌，是一部名志，洪煥椿在《浙江方誌考》中評其為“近代浙江方誌之佳作”，它是如何編纂的？主要有什麼地方值得今人借鑑？現試擇要略作闡述，管窺蠡測。

師徒配合功德無量

▲ 民國《平陽縣誌》主任王理孚

1937年，王理孚在致“雲南狀元”、曾任浙江提學使的袁嘉穀信中說：“深悔少年輕躁，奔走革命，其所得竟非所望，自分非特無功，且增罪過，於是無意再出，日以墾草修書為務，持之十年，得書近百卷，墾草足養萬人。”王氏“墾草”即指開發南麂島，“修書”即修志，一事功，一文化，可見修志在王氏心目中的地位。同時王理孚隨信還向自己的老領導（王氏曾任省提學使司科長）“謹呈”新修《平陽縣誌》一部。

門生修志，恩師編志。現在新出版的民國志點校本封面上著者一欄署“王理孚修，符璋總纂，劉紹寬副纂”，有些讀者表示不解，怎麼把王理孚大名也寫在前面？其實對以前志書編撰過程有所不瞭解。那時地方上很多事務都是由紳士操辦，自治程度比較高，有點類似於“小政府，大社會”。地方長官經常只是提倡者，也沒有多少資源、經費可以支配。修志事業也一樣，官方提“盛世修志”一說，六十年要修一次，有經費，也是不多的。也沒有硬性規定什麼時候開始修，什麼時候完成，具體編撰些什麼內容。總之，官方沒有管得很細，基本上不插手具體事務。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在《再辭張郡侯修志書》中說：“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具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只要不違背儒家的倫理道德，不寫醜惡的、傷風敗俗的等內容就行。

誰修志，就如同誰修橋造路一樣，有了錢，才能鳩工庀材。因此出資方就很重要，“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見修志是一項公益事，可謂留芳百世，功德無量。如民國時期以陳訓正（陳布雷堂兄）為主編纂的名志——寧波《鄞縣通志》，也是由集資而刊行的，“張傳保、趙家蓀修，陳訓正、馬瀛纂”，這樣比較自由寬鬆，容易修出名志，不會有黃宗羲“公志每不如私志”之嘆。王理孚在鰲江有王廣源商號，在其次子王文弨的精心經營下，風生水起，家財雄厚，遠近聞名，不僅是鰲江首富，也可以說是當時平陽首富。王家又是書香門第，“富而好禮”，其恩師劉紹寬出任《平陽縣誌》編纂的主要人物，他當然會鼎力相助，互相成就名山事業。

▲ 民國《平陽縣誌》副纂劉紹寬

《劉紹寬日記》民國四年（1915）四月廿五日載：“為修縣誌事開會，議舉修志主任王志澂，得廿四票。”毫無疑義，王理孚當選為修志局主任。是年七月，劉紹寬擬定縣誌綱目、採訪事例等，八月一日，正式開局。其實早在民國二年（1913），縣知事項霈就因禁菸罰金多餘下來的錢問大家有什麼用，都說修志好，於是推舉王理孚負責修志這件事。開局才三年，禁菸罰款用完，其間曾發生“公款為人挪用，暫行停辦”（符璋《平陽縣誌序》）的事。接著陸維李知事向省長請示，批准在田賦（土地稅）上另外徵收一份錢，限期為兩年，其實不夠用。之後至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平陽縣誌》刊刻成書，在差不多七年的時間裡，修志經費不夠的部分都由王主任自己支出。師生配合，同事齊心，才沒有斷炊或揭不開鍋的時候。

開局修志當年，劉紹寬即聘請永嘉“寓公”、學者符璋（有號曰後江東生，江西宜黃人，晚年寓居溫州城區）任總纂，自任副纂，周喟、鮑銘書、夏紹俅、劉蟄（即劉紹寬胞弟劉紹瑀）任分纂，各當一面。《劉紹寬日記》修志部分沒有寫總纂符璋有來平陽辦公的內容，可能漏記，《符璋日記》（陳光熙點校我，2018年2月中華書局出版）有，民國五年三月三日，符氏到平陽修志局，之後一年裡斷斷續續來平陽參加編志，民國六年就離任到上海去了。志書刊行時，符總纂應邀寫了一篇序，其中說：“劉君素服膺章實齋書，又兼綜各家，不暖姝一先生說以自膠柱，與餘持論多合。又為故訓導錢塘吳承志、故戶部瑞安孫詒讓高足，淵源有自，學行並優，所約諸君一皆沆瀣，故餘絕無異同。”沒有異議，最後說：“且得掛名簡端，為深幸焉。”自認總纂一職是掛名的，誠實不欺，學人風範。

繼承創新淵源有自

▲ 民國《平陽縣誌》（點校版）

古人很多志書都是一兩個人就能編成，內容簡單，一支筆到底。那時一般是在原來舊志的基礎上進行續寫，把舊志進行改寫、重組，再續上新的內容。到了近代，新事物層出不窮，今非昔比，單槍匹馬，已不能勝任，得有“小分隊”，如何協調好？志書這種“舊瓶”是否能裝得下“新酒”？新鮮事物如何與舊志綱目銜接？有時枘鑿難符，都是修志人面臨的問題。

平陽縣知事沈陳棨在《平志序》中說：“劉君又言：今之修志者，自清以前斷代為書，民國以後別撰新志，以新舊政制每相懸絕，通合為一，檃栝為難。”那時就已有撇開舊志不管，就像現在二輪修志一樣，二十年修一次，就修最近的二十年。沈知事認為還是要合在一起，“若憚於制裁，斷代紀述，乃苟簡操觚而已，非著書之正式也”，目前還沒看到過“斷代紀述”這樣的舊志。史有斷代史，志沒有“斷代志”的說法，“斷頭志”說法也不對，因為整個古代幾乎沒有了。如民國二十五年開始準備修《永嘉區志》，劉紹寬在是年二月六日的日記中說：“午後二時永嘉區開會，……同時開纂修《永嘉區志》會，到者孫孟晉、梅冷生、徐世康、沙迦耶、楊雨蘇、劉貞晦。發議時，孫孟晉主前清截為府志，民國另為區志。劉貞晦主專修民國為區志。最後決議，從楊雨蘇說，從前皆通為區志。兩會皆推餘為主席，許專員列席。”“最後決議”就是從古到今都編成一部區志，還是不好操作。區志開修會議都開了，大家意見還是不統一，翌年二月九日，劉紹寬在日記中說：“餘為區志委員代表，孫孟晉來商區志辦法。餘擬提一案，應專修民國以來，勿牽涉舊府志，庶易就緒。”如是這樣，古今分開，“非著書之正式也”，這是古代志書從來沒有的，不是著書的正式，也許可以說是志書的“別裁”。最後區志沒有修成，不了了之。民國初年編的《平陽縣誌》不一樣，它充分吸收了乾隆《平陽縣誌》，這樣就不需要再看以前的舊志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進行了創新，保證新酒能很好地裝進舊瓶。

光緒年間，平陽訓導吳承志已開始編纂《平陽縣誌》，歷時十多年，已初步成稿，內容應該是以古代的為主。吳氏出自詁經精舍，系俞樾高第弟子，可以與孫詒讓相頡頏，旗鼓相當，應該同屬當時全國第一流學者。《劉紹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廿日載：“吳祁甫師承志纂修《平陽縣誌》粗成，謀梓，同人為籌刻貲，即午設席於嬰局，議加米每石錢一千文庫卷，每戶另發小票，註明一年即止，為法頗便。”後來沒實行，出書經費就沒有，再加上受到孫詒讓為首的反對，說這部志書沒有給鎮壓金錢會的張啟煊、楊配籛等立傳，不了了之。吳逝世後，這部志歸他的另一位門生、平陽當時最大紳士陳筱垞儲存。民國四年八月開始修志，這部志稿應該就在劉紹寬的思考之中，是年十二月十日，劉紹寬在日記中說：“夜陳少文承紱來，言吳祁甫師縣誌稿如得贈束脩，可以取出。”要看要用，得付費。後來不知道有沒有付費給陳氏，志稿是供劉紹寬他們用了，劉氏在民國九年五月一日的日記中說：“陳筱垞來檢吳祁甫師志稿，仍存局，乞封寄吳子修先生慶坻。”此時修志時間已進行到一半。劉紹寬繼承了其師吳承志修志的成果，充分運用了考據大師這部志稿，加以吸收消化，成為民國《平陽縣誌》重要的組成部分。

吳承志《平陽縣誌》稿沒有給鎮壓、防禦金錢會的平陽那些主要人物立傳，根據黃宗羲的標準，不寫，也是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當然會受到孫詒讓他們的反對。輪到劉紹寬編志，就與瑞安孫家立場一樣，給一批因金錢會起義，獲得軍功而起家的人物寫了傳記，如殷鴻疇（殷汝驪父親）、楊配籛父子、楊佩芝等。到了1993年版《平陽縣誌》，楊配籛他們就看不到了，把金錢會首領趙起立傳了。如想全面瞭解金錢會歷史，還得看民國《平陽縣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第一輪修志，“詳今略古”，舊志中很多內容、人物都在刪削之列，如列女節婦、孝義等次要人物，選舉志、經籍志、詩文徵等幾乎都沒有了。選舉志有的只列個進士、舉人表，其他科舉科目、其他途徑獲得功名的人就沒有寫了。一般都是這樣，根據需要刪取舊志。其實修志如造譜，新族譜出來，一般不用看舊譜。現在不一樣了，新志（續志）出來，還得看舊志，一本不夠，還要看兩本、三本……因為現在規定二十年修一次，不斷有續志出來。

在修志期間，民國六年（1917）八月，劉紹寬還再次出任溫中校長一職（當時校名為浙江省第十中學校），由於諸多不愉快，至翌年十二月離職，共一年三個月。他在給吳璧華的信中說：“如弟於此處得能歇手，專心壹意於鄉邑修志之事，不致半途廢棄，名山之業亦自有在，恐先生亦不必以為謬也。”

▲ 民國《平陽縣誌》

總之，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民國十四年（1925）十一月，《平陽縣誌》刊行，共九十八卷，三十冊，附地圖一冊。

“三書”結合 “四善”臻美

董樸垞《孫詒讓學記》中交遊部分劉紹寬傳略說：“紹寬自辭中學後，纂修《平陽縣誌》垂十年，裒然成集。其體盡法章氏實齋‘三書’例，特詳文徵，為近出新志之冠。” “三書”，即指志書由志、掌故、文徵三部分組成。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卷六外篇一《方誌立三書議》中說：“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 文徵包括詩徵，“大旨在於證史”（“徵”字此處不簡作“徵”字）。民國《平陽縣誌》三十冊，其中文徵就佔十冊，共三十六卷，全志三分之一多。現在點校本分上、中、下，文徵部分剛好全部分在下冊。

清代乾嘉時期修志及其相關的方誌理論有兩大家，一是皖派戴震，研究《水經注》，其修志實踐及方誌理論，注重地理沿革，一是浙東學派章學誠（字實齋），研究歷史文獻，就注重文徵。我們這邊屬於浙東學派範圍，“劉君素服膺章實齋書”（符璋語），劉紹寬編志，就更重視對文獻的蒐羅，可謂畢其功於一役。陳增傑教授在民國《平陽縣誌》點校本首發式上說自己兩次用到這部志書，寫《林景熙集校注》、《林景熙集補註》兩書時，從中獲得很多材料，內容豐富，謹慎嚴密，都注有出處，有線索可查，給後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如其中人物誌，很多事蹟都是以後面文徵中的文獻（如墓誌銘等）為依據。當然，民國《平陽縣誌》地理沿革部分也是編撰得非常詳細，劉紹寬在第一卷《輿地志》前面序中就說：“郡縣誌於目錄家屬地理。地理，志之本也。”沒有“如吳氏（吳承志）稿本之泥古”（符璋《平志序》）。

這部志書主要優點，符璋在序中概況為“四善”：體例之善、蒐羅之善、考據之善、敘述之善。符氏已說得很具體精確，不佞再羅嗦幾句。如考據，劉紹寬師承考據大家吳承志，有專攻。引用吳氏志稿時，很多地方注曰“吳纂”，不掠師之美。如不同意其師考證，即實事求是，說明理由。全志小字夾註觸目皆是，舊志、檔案、採訪、吳纂、纂（新寫的），等等，分得一清二楚。平陽周幹先生曾在方誌刊物上發表《新方誌應重視資料出處的註釋》一文，其中舉民國《平志》為例，如：“民國《平陽縣誌·武衛志》，說明的夾註173條，資料出處的註釋147條，所引注的資料有《系年要錄》、《明會典》……”如不重視註釋，上文說：“易使修志人員產生馬虎心理，增加審稿難度，使志書易出差錯。”切中肯綮。有注牽制住，正文就不易如“天馬行空”一樣杜撰。劉紹寬在《重修平陽縣誌跋》中說：“至於事蹟出處，未敢一字臆撰。”猶如杜甫詩“無一字無來處”，這部志書是典範之作，確實值得今人借鏡。至於“敘述之善”，如此志每卷前面序言就寫得簡明扼要，精彩紛呈，以致劉紹寬把這些短文都收入自己《厚莊詩文續集》中（見《續集》卷一《平陽縣誌篇目序（子目小序附》）。

這部志書當然也有瑕疵，瑕不掩瑜，“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如沈知事在《平志序》就說：“劉君又言新《志》稍繁，將別約成一編，雖不如《朝邑》、《武功》之簡要，而事增文減，當視前志更少篇帙。”劉紹寬自己認為此志“稍繁”，有些多，想簡約編一本，繼續創新。

劉紹寬編纂民國《平陽縣誌》，從四十九歲到五十九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兼具史才、史學、史識之“三長”，復具史德，偕高足王理孚及其同仁，整整十年，磨成一劍，成為一方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