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為何盛行“貪汙受賄”之風？談談其特點及背後原因

一、明朝中後期貪風的特點

社會風氣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是社會價值導向的集中體現。

而官場風氣對社會風氣的形成更起著關鍵的指向作用。明朝中後期貪風的形成有一個潛移默化、逐漸加深的過程。由於明太祖朱元璋主張重典治吏，倡廉懲貪，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明朝前期官場風氣的基礎，一時之間，官場風氣淳厚，清官廉吏層出不窮，不少事實傳為美談。儘管在以嚴刑峻法著稱的太祖時期，仍有人不惜冒剝皮實草的危險，但是，這種貪汙受賄行為在當時尚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輿論的譴責，貪賄者也只能是“暮夜而行，潛殺其跡，猶恐人知。”貪汙被視為一種不正當的行為，見不得人的醜事。

然而，好景不長，朱明王朝並沒能長治久安，歷史的發展給太祖朱元璋開了一個大玩笑。其初立法最嚴，而到後期，其貪汙實較任何前朝為烈。自嘉靖以來，封建統治集團日益喪失了懲治貪賄的能力，官僚階層視貪賄為自然，以鑽營為能事，內外遠近，相習成風。清官廉吏往往被視為無能、迂腐。據統計，《明史·循吏傳》總共記載循吏93人，其中嘉靖以前有88人而嘉靖以後僅有5人。這裡需要說明一點，循吏不一定全是清官，但既是循吏，大部分還是廉潔能幹的。這一數字的對比，足以說明明代前、後期官場風氣之不同。考察當時的貪風，有如下兩個特點：

1、貪賄普遍化

明代自嘉隆以後，封建社會的痼疾日益顯露出來，“政以賄成”的歪風邪氣籠罩著官場，有一首打油詩：“來兮蕭索去時豐，官帑民財一掃空；只有江山移不出，臨行寫入畫圖中”，這把明代官僚貪贓的形象勾畫得淋漓盡致。

各公卿權要，他們手中握有大權，是皇權的直接執行者。因此，他們貪汙起來比其他地方官吏要方便得多。朝廷上下，各中央大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中央行政機構六部為例t吏部掌管吏員考核、升遷，用以賣官；戶部掌管錢財，更是伸手可得；刑部利用斷獄，決人生死之權以賣法；兵部借練兵發餉之權，甚至趁戰爭之機大發橫財；一向以“清水衙門”自稱的禮部，透過掌管科舉考試、宗藩請乞等權力大肆貪汙受賄。神聖的權力成了官吏們進行搜刮的工具，做官被看成發財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

其次，地方州縣官更是上行下效，甚至行徑更惡劣

。地方官不僅貪財肥己，而且還要從貪得的錢財中，分出一部分討好上司，這是謀求升遷的需要，也是尋找靠山的“投資”。尤其是吏部系統的官員大多靠下級的進貢來肥己。”

地方官本是父母，當此貪風盛行社會，也難行清廉之政。

中央到地方，不僅各級官員大肆貪汙，而且，供職於各級官府中的小吏，無不都是吸吮民脂民膏的害蟲。他們與官員貪汙相比，公開索賄，見縫插針，諸如過手文書、經辦公務，都要雁過拔毛。官員貪汙往往還蒙上一塊遮羞布，而胥吏盤剝百姓則是赤裸的。由上可見，明代自嘉靖以後，無論大官小吏，幾乎無官不受賄，無吏不貪焚。儘管其間也有清廉如海瑞的一些官員，他們出淤泥而不染，廉潔奉公，關心國計民生。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於當時已發展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的貪汙腐敗現象，也是無可救藥的。

2、貪賄公開化

明代自嘉靖以後，貪風日熾一日，醜惡的貪汙行為竟然成為人們爭相炫耀的資本。對當時貪汙的公開化，作官不貪，在當時成了無能的代名詞。

貪賄的公開化還表現在公然索賄上。國家公職竟然成為買賣的貪贓專利，見不得人的醜事變成公開的交易！還有些官吏，利用手中所握大權，借徵收國家財稅之機肆行貪汙。

由上可見，明朝自嘉靖以後，國家機制畸形發展，甚至在官場中形成了“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溢”的不良風氣，“有事非納賄不免於禍”，就連學士人閣，也“必賄近侍，如樹之託根然。”

二、明代中後期貪風盛行的原因

貪汙是封建制度的痼疾之一，它存在於每個封建王朝內部，是王朝腐敗必然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也是導致王朝衰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縱觀史乘，儘管每個王朝都制定有嚴刑峻法用以懲貪，但是貪汙現象仍是屢禁不絕。明代中後期貪風較前朝歷代為烈，究其原因，是由於明代封建政治體制及其特點所決定的。這裡僅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分析：

1、在用人問題上的腐敗是政治腐敗的主要根源

用人問題是關乎一個國家興衰的大問題，

正如曾國藩所說，“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人存而後政舉。”

用人問題上的腐敗往往是政治腐敗的主要根源。在封建社會，用人大權完全集中於皇帝和權要手中。封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體，經過長期的發展和完善，到了明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朱元璋在其立國之初，便廢除了宰相，以內閣制代替了丞相制。內閣制的建立，是君權對相權的勝利，專制皇帝從而集君權與相權於一身，這時的封建皇帝，權力之大，超過前此一切朝代。

明代中後期，宦官專權和閣臣秉政交替為用，全憑皇帝的好惡

。嘉靖皇帝寵信方士，狂熱修玄，妄求長生不死，宦官勢力受到抑制，內閣權勢日益專擅，青詞宰相”嚴嵩曲意逢迎而得以飛黃騰達，氣焰不可一世。萬曆皇帝沉溺於財色不能自拔，派出礦監稅使四出為之搜刮，以沈一貫為首形成了一個浙黨集團，盤根錯節，牢不可破。天啟皇帝喜好木匠，黨魏忠賢得以專權，監權惡性膨脹，閣權無法展開。崇禎皇帝即位之初對魏忠賢勢力進行打擊，但由於他生性好疑，對閣臣不信任，後期監權又得到發展，他甚至利用宦官監軍。終崇禎一朝，大臣更換速度之快，更加顯示了明代末年皇帝用人隨意性之大。

在全憑皇帝好惡以決定臣僚命運的情況下，各級臣僚為了保住各自的權位，他們之間關係網錯綜複雜，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象學校裡的同班同學一樣，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主考官則不用說是終身的恩師。

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藉助大大小小的關係，各級官僚之間互相包庇。地方官要升官進爵，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透過地方官發財，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們上下一致，共同造成了一個貪汙的大局面。就連以往被譽為封建吏治“去汙劑”的御史巡按制度，到了明朝中後期，也失去了其應有的作用，變成了吏治腐敗的“催化劑”。巡按流於形式，只要把權要賄賂周到，就可以肆無忌憚苞苴魚肉。御史駕臨，州縣官極備水陸珍餚為其洗塵，盡賄黃金白銀打點行裝。監察官“搖山撼嶽之威，只供其御貨攫金之用”。

由上可見，明代自嘉靖以後，隨著官吏選任制度的權力制約的失控，用人大權獨操於皇帝一手，從而使得權力具有的潛在的擴張性和腐蝕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明朝中央廢除宰相後，六部權力擴大，直接聽命於皇帝，宰相的中間制約環節消失，大臣互動弄權。由於用人不當，從而導致了貪風一發不可止。

2、上樑不正下樑歪

在君主專制的封建社會，皇權高於一切，它支配著政權的變動操作，決定著王朝的治亂興衰

。因此，皇帝的品質好壞和能力大小，對歷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代中後期貪風之盛與君主的昏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正所謂

“君不賢者其國亂”

。明代中後期，長期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得當朝的天子已沒有了其祖輩們的雄風浩氣。作為守成之君，他們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高牆之內，豪華的宮廷生活使他們不知道勵精圖治、朝乾夕惕，更沒有先帝們那種“昧爽臨朝，日宴忘餐”的精神和事業心了。民間疾苦，他們已漠不關心，驕奢淫樂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絕大多數皇帝，不是無能惰怠，便是荒唐無度。在這種情況下，上行下效的作用更加明顯。皇帝昏庸無能，宦官、佞臣得以假皇權而肆虐；同樣，上級官吏胡作非為，必然對下級官吏造成很壞影響，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地方官所追求的是保位升官，朝官所貪婪的是錢財，他們之間權錢交易，互惠互利。官場貪風因之日盛，貪汙現象屢禁不絕。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整個社會竟至紀綱廢弛，人慾橫流。

3、奢靡之風的影響

明朝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深化，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勢頭。

地域性的商幫如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們擁有巨資，以鉅額財富追逐奢侈豪華生活，刺激了整個社會風尚發生變化。社會風尚的變化，影響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從而在全國颳起了一股奢靡之風。官紳貴族，包括皇帝在內，同樣過著糜爛荒淫的生活，對國家大事置若罔聞。為了玩好，皇帝不惜一切財力物力，君昏於上，臣奸於下。

隨著這股奢華之風的愈益熾烈，明代中後期的社會價值觀念發生一個重大變易，這就是從重義、貴義轉向崇尚金錢

。金錢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崇拜金錢、追求金錢之風盛行。在金錢萬能的社會現實影響下，學界也充斥了銅臭味，廣大士子深深感到長年累月的苦讀，已奈何不了金錢的神通。他們也一改往日之風氣，專務功利，士風為之大變，苦讀聖賢之書，闡發孔孟之道計程車子們原本是封建國家的精華，是社會道德操守的表率，而如今竟然惟貨財是殖。他日一旦得官，必然是盡力搜刮，縱情揮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