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漢的日子並不好過，一個理想主義者大夢的覆滅

傳統文人出於君臣觀念將王莽貶為篡位的跳樑小醜，現代五四文人為打翻傳統文化的壁壘而稱頌王莽為“民選皇帝”，在一片禪讓聲中，王莽走到了歷史前臺，無數人在他身上寄託了美好的期望，但他的出現如曇花一現，很快走向滅亡，而且失敗得如此慘烈！

王莽篡漢

後人常常慨嘆王莽不費一兵一卒便輕易得了一片江山，表面看王莽得益於他的外戚權勢，而實際上得利於當時千載難逢的機遇，王莽只不過是順應了時代潮流。

王莽篡漢之地利與人和

西漢末年，國家的軍政大權逐漸被漢成帝之母王政君王氏家族把控。王莽的天生優勢在於，他也是王家的一分子。王太后有8個兄弟，除了兄弟王曼早死外，其餘7個兄弟都被她封為候，執掌朝政。王莽正是王曼的兒子，王家權傾朝野，大多都是十分驕橫奢侈，只有王莽是個例外。

他自幼喪父，這樣的家庭背景使他從小便與眾子侄涇渭分明。他在家孝順父母，勤奮讀書，連日常打扮也是一個普通儒生的樣子。在外結交賢士，尊敬長輩，對於官至大司馬的叔伯王鳳，更是孝順。王鳳生病，王莽鞍前馬後的照顧，讓叔伯大為感動。因此，王鳳在臨死前把王莽推上了政途。

幾年之間，王莽在官場得到了直升機式的提升，從黃門郎-騎都尉-光祿大夫-新都候，至公元前8年，38歲的王莽已升任大司馬（主管全國征戰和用兵，是最高軍事長官）。儘管王莽的官職越升越高，但他身上絲毫沒有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蠻橫。他為人謙遜，不但散財接濟門下賓客，而且不遺餘力地結交賢士和朝中文武百官，名聲超越了他的幾位同樣手握重權的叔伯。

漢成帝死後，十年間換了兩任皇帝，即哀帝和平帝。平帝即位時年僅9歲，國家大事幾乎都掌握到了王莽手中。不久王莽被授封為安漢公，並且只受封號退了封地。公元2年，中原發生旱災和蝗災，王莽自己拿出100萬錢和30頃土地，當作救濟災民的費用，並引發貴族和大臣們的效仿，紛紛出地出錢來賑災。為此，王政君又封新野之地給他，又被他拒絕了。

王莽這一系列收買人心的操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元3年，王莽將女兒嫁給了平帝為皇后，他也順理成了國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權柄。但隨著平帝的逐漸長大，再加上王莽殺光了平帝舅舅家的人，還不準其母留在他身邊，於是平帝對王莽日益不滿。但平帝無權無勢又能將羽翼豐滿的王莽如何呢？沒過不久，王莽便對平帝下了毒手，一杯毒酒結束了平帝的統治。

之後他從劉家宗室裡找了一位“代理皇帝”，這時一些吹捧王莽的大臣開始為王莽上位做宣傳工作，什麼“王莽才是真命天子”，什麼漢高祖廟裡存著“漢高祖讓位給王莽”的銅匣子等等，用迷信思想，用君權天授的思想去影響民眾，從而為王莽稱帝得到輿論支援。

這時，一向謙虛的王莽突然不再推讓了，他派人去向王政君要來漢朝皇帝的玉璽，公元9年正月，王莽自立為帝，將漢家的天下據為己有，並取消了漢朝的稱號，改稱新朝。西漢的政權就這樣被王莽和平過渡了。

王莽篡漢之天時

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小民百姓在天災人禍中悲慘度日，可以說漢室王朝民心已失。而西漢儒生注重追求的是“公天下”的理念，即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的觀念。上天設立君主並不不是純粹為了君王的利益，還要建立基本秩序，為民謀福利。

君主要履行天職，就要具備聖賢的品質和非凡的人格魅力，如果君主做不到這一點，就要被革去天命，自然可以被廢、被誅、被退位。王莽透過一系列的運作，把自己打造成為具有聖人一般的人格魅力，導致數十萬人狂熱的追捧他。

因此，王莽以一個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現在了世人面前，被民眾膜拜，再加上出身顯赫，不斷地向權力中心進發，最終順其自然的將帝王收入囊中。

所以，王莽篡漢能成功，也是天時地利人心所向的結果。

王莽奪位後的“無米之炊”

王莽建立新朝後，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王國登場了，“無米之炊”的王莽能走多遠，幾乎是顯而易見的。

在位期間，王莽基本在忙著做兩件事，一件是改制，另一件就是鎮壓農民起義，而兩者又是一個因果關係。

王莽改制

王莽的改制，在其掌握政權前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土地制度的變革，官制改革和貨幣改革。

第一，田制的改革

。西漢末年，土地兼併的情況非常嚴重，土地大多集中在大官僚大貴族和外戚手中，貧富差距十分懸殊。哀帝時即提出限民名田，即限制私人佔有土地的數量。到了王莽即位後，再度出臺政策來調整土地過於集中的問題，以期望可以緩解日益緊張的社會矛盾，穩定政局，縮小貧富差距。

王莽也實行了一次“土改”，更名天下田為“王田”，以便使土地國有化，然後再按勞動力按人頭去分配土地，名義上是透過國有化土地將原先集中的私田還給農民，但實際上這樣的操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執行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王田”動了大官僚大貴族的乳酪

，他們沒有人會去配合這樣的政策，即使有個別權貴放出一部分土地，也很快會被新起的權貴所吞併。封建王朝的本質是以家天下的理念用以治國，生來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錢與權的統一是地主貴族的本質。這從根本上已經註定了王莽田改的失敗。

其次，就算當時的權貴們尊重田改，也要有一支素質過硬的隊伍去執行這項改制，同時推行也需要一套嚴格的流程制度。

這項改制牽扯的不只是個別權貴，而是整個地主階級，如果沒有人去具體推行實施，基本可以認定這是一紙空文，最終逃不過流產的命運。

第三，一紙空文宣佈後，

一旦沒有具體實施細則，反而會在社會上增加混亂，特別是地方上的大混亂，被地方官利用，從而亂上加亂。

果然，改制提出三年後，王莽已知推行不下去，又廢除了土改，土地私有重新合法化。財政一旦發生困難，只能重走橫徵暴斂的老路，結果不僅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反而加重了民生凋敝的局面。於是盜寇四起，王莽下臺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後人將這項改革稱之為復古式改制，本本主義的典型案例，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官制的改革。

透過王莽田改的失敗，我們大致明白，王莽是一個形式主義者，好大喜功，本人也沒有什麼治國之道。西漢在董仲書的推動下，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這實際上有很大弊端。縱觀歷朝歷代，儒學固然一直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存在，但也需根據形勢需要，吸收轉化其他各家思想，作為非主流的意識形態為其所用，這一點古今皆如此。

儒家重禮，六藝，即《春秋》、《易、》《禮》、《書》、《詩》、《樂》，就是儒生們整理和傳承的經典記錄。《春秋》紀史事，《易》講的是認識論和思維方法，《禮》講禮儀原理及政府機構，《書》是文告的彙總，《詩》是人們交往的文化載體，《樂》是音樂及其意義。王莽在六藝上大做文章，意在贏得儒生階層的文化認同，得到他們的支援。

司馬遷講儒者，“以為人主天下儀表，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帝王之所以喜歡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它助長了帝王權力的無限膨脹，好大喜功。董仲舒把災異與人事對應起來，又將儒學神化，這股思潮，從西漢後期到東漢都很風靡，在王莽時期最為盛行。

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明堂、辟雍、靈臺都是儒家王道理想中的重要典制，作為聖人教化大行、治趨太平的產物，具有無限神聖崇高的象徵。

而實質上，不論六藝還是為學者築舍萬區，王莽無非是在搞形式主義的那一套。但人最怕的就是自欺欺人，在這種氛圍之下，王莽最終也把自己繞了進去。他以孔子、周公自擬，“愚昧以為萬世笑而不疑”。

成為帝王之後的王莽，對形式主義更加上心，開始改變漢代職官名稱。這種只改變職官名稱，而不改變官僚機構的架構，實際上帶來的效果，不僅沒有實際意義，反而讓人們很難接受，在使用新名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常常是新名與舊名並用，單用新名，便不知所云，特別是在地名變更的問題上。

關鍵王莽改名，改到匈奴那兒還引發了戰爭。在處理匈奴換印的問題上，引起了匈奴的不滿，遂而王莽屯兵邊境，龐大的軍隊給養加重了財政負擔，橫徵暴斂的結果，也加速了社會的動盪。

形式主義的官制變革，在處理匈奴問題上集中爆發出來，也成為王莽統治崩潰的一個觸發點。

第三，幣制的改革。

王莽在貨幣上的改革，完全可以理解為搜刮民財，以應對內外浩大的開支所造成的財政拮据。歷史證明，任何統治者，妄圖想借助於壟斷貨幣發行權，透過發行貨幣，增大通貨膨脹來緩解財政危機的做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在西漢，漢武帝在幣制上已經進行過變更，以小換大，以輕代重，發行貶值的貨幣，造成盜鑄私鑄成風，物價飛漲，並不能解除財政危機。而王莽的幣制改革，可以說是在重蹈漢武帝的覆轍，是歷史的倒退。但他不如漢武帝的地方在於，漢武帝還知悔改，在意識到錯誤之後，將貨幣做得精緻，無法盜鑄，並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穩住了貨幣流通。而王莽卻至死不知悔改，最終只能自吞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