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洪武帝自布衣出身，白手起家，“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不僅為其口號，作為明帝國的創立者，洪武帝也實際的做到了這句話，僅此一點，就可稱為“偉大君主”。其偉大之處尤可陳列，然最大之功績莫過於，驅蒙元於中華，恢復漢人統治，重拾漢人血性。自西晉“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及唐分崩離析後五代十國亂世，再有蒙元統治近百年，元末比之宋，漢人人口十不存一。漢人經三次滅亡之禍，血性磨滅太半。當一個民族的精神意志遭受長久的磨滅，它便會面臨真正的亡國滅種之結果。幸而元末漢人以殘存血性四處反之，洪武帝於義軍中脫穎而出爭得人主位，掃蒙元出中華，北驅殘元於大漠之中，廢除蒙元種族等級制度，為漢人重取立身處世之地，重拾漢人血性。無論現實意義還是精神意義，此之功績足以稱頌不絕。很多人言，洪武帝以漢人之資取代元廷而立，並非如秦皇及宋祖趙匡胤以己之力結束分裂局面而大一統，其難度係數遠遠低於後者，其意義也不及後者。然洪武帝之明廷享國近三百年，其底層邏輯制度為洪武帝所設，這近三百年是古代漢人最後的輝煌，若是沒有這近三百年明廷帶來的現實與精神意義，漢民族前有蒙元后有滿清，將何去何從？換成另外的義軍首領爭得人主，誰又能說，所建帝國能延續數百年，令漢民族休養生息恢復血性？所以表面看來，明皇功績貌似不如秦皇宋祖，實際深度剖析，其功績足以比肩之。
除此之外，洪武帝實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使明初的民生與經濟得到恢復與發展。另大力懲治貪官，其嚴厲之度亙古未有，肅清帝國初期風氣。政治上，廢相而設內閣雛形，廢省而設三司，立衛所製為根本軍事制度，設錦衣衛軍政情報機構，高度極端中央集權，杜絕瞭如唐被藩鎮分裂的結果。種種舉措，證實洪武帝不論是己身才能亦或善於聽取正確意見，都可為功績稱頌。
然洪武帝亦有狹隘之處，雖瑕不掩瑜，但也不可視之微末。洪武帝複用了分封制，前有漢“七國之亂”，晉“八王之亂”，洪武帝為何還要複用分封制呢？洪武帝認為前朝之禍為人之禍，不為制度之禍，只許加以規定防範即可。洪武帝親手編纂了《皇明祖訓》，內有一條：“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即藩王封地內，守鎮兵為朝廷管轄，護衛兵歸藩王掌管。另嚴格規定了藩王的護衛數量，藩王之三護衛，最多者不過一萬九千人，即使全國的藩王兵力加起來，也不及朝廷軍的一半人馬。另外藩王不具有地方上的司法權，行政權，即使是自身的護衛，朝廷也依然享有調動權。洪武帝以為此即可高枕無憂，世代子孫藩王鎮四方，外防蒙元，內防勳貴，實際上洪武帝的限制措施確實起到了作用，從後來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身邊僅有親衛八百餘人的窘迫就可看出。但是從縱觀歷史的角度來看，分封制在明代弊處極大，在前期這些藩王起到了稍許防範蒙元的作用，但時間不長，這些藩王就成了毒瘤，洪武帝給皇室子孫定的俸祿極高，到中後期極為龐大的皇室人員成了社會極其沉重的負擔。宗室俸祿嚴重壓榨了帝國經濟，本就不富裕的帝國加速走向了衰亡。除了分封制，洪武帝亦大肆屠殺功臣，草根崛起讓洪武帝極度不信任外人，明初大將勳貴，有罪無罪殺之九成有餘，雖防範了勳貴集團內部威脅統治，但此極端做法亦導致皇太孫建文帝無將可用，正統帝朱祁鎮“土木堡之變”極端慘敗也有此原因。另外，洪武帝曾欽定15個“不徵之國”，其中就包括如今日本，越南，此舉本意為防止窮兵黷武以致帝國崩潰，但縱觀歷史來看，此舉有過大的狹隘性，若是當年不曾有這項欽定，或許後世的日本侵華戰爭，以及越南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會有所改變。除此之外，洪武帝給予皇室的俸祿極高，而給官員的俸祿卻低的不切實際，直接導致了中後期官員不得不使額外收入變得順其自然，理所當然，以至於為官的本質性為環境所變得渾濁，帝國行政效率變得極為低下。
洪武帝如此，然仍瑕不掩瑜，不可否認其功績高於瑕疵，不失為一代“偉大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