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密摺以及密摺制度，首先需要找到“明折”以及“明折”制度，然後進行對照。否則，僅做詞義考察，怎麼講都講不清楚。
那什麼是“明折”和“明折”制度呢？
這就要追溯到官僚制的源頭，也就是秦制。但這太遙遠。為了效率，我們只追到唐朝的三省制。
三省是政治設施，三省制才是政治制度。而“明折”和“明折”制度，就在三省制裡。
三省制的運轉機制是：中書省草詔制令、門下省審復封駁、尚書省指揮政務。那皇帝呢？你總不能讓大唐皇帝啥也不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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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書省草詔制令之後，會把草詔檔案報給大唐皇帝。然後，大唐皇帝畫一個“敕”字。這之後，再交門下省稽核；門下省稽核後，會加蓋中書、門下的大印。然後，這份草詔就成了大唐帝國的最高官方檔案，即敕命。而後，敕命才會交到尚書省及其六部執行。
如果皇帝不批呢？皇帝一般都會批。對於中書省的意見，皇帝很多時候只做事後確認。所以，這就相當於中書省拿到了定旨出命權，而皇帝成了橡皮圖章。
如果中書制詔、皇帝畫敕之後，門下省不批怎麼辦？
這叫封駁。
門下省有這個權力，而且就是幹這個的。敕命有問題，我給你退回去，要麼重寫、要麼別發，反正是不許執行。如果老是這麼幹，那不僅皇帝沒面子，而且效率也太低。
所以，又在三省之外，設立政事堂。前期，政事堂就是一個開會的地方。後期，改了牌子，稱中書門下，還設了五房辦事機構，這才有了一點兒政治設施的意思。你權可認為是大唐宰相們可以開府辦公了。
中書省長官、門下省長官，甚至還要叫上尚書省僕射（僕射是副手，尚書令才是長官，但一般不設，想想也知道，權太重），以及皇帝特批的一些人，大家齊聚政事堂，一起開會。不同意見，提前消化，取得一致之後，三省長官再分工幹活：中書省草制詔令、門下省稽核透過、尚書省組織執行。
那官員的上書呢？也就是要講的“明折”呢？
奏摺，是清朝的說法，戰國叫上書、秦朝叫奏，漢朝開始名目繁多，有了章、奏、表、議。但無論叫什麼，一般都要經過政府，政府拿出意見之後，再讓皇帝做事後確認，皇帝確認之後再下發執行。
在秦漢，這個政府是丞相府。在唐朝，這個政府就是三省，也可以說是政事堂。
即便官員上書直接報給皇帝，皇帝也要將其批給中書省。所以，各種上書，一定要走中書定旨出命、皇帝畫敕確認、門下封駁稽核、尚書指揮政務的建制流程。
而且，只有大事才會搞得這麼複雜。一般事情，不需要走這套流程。政事堂的堂帖就能指揮天下。甚至，也不是所有的決策都要報到政事堂，尚書省及其六部也有一定的決策權，小事自己就能定。
比如官員任命，這肯定是大事。但五品以下官員（不含五品），尚書省的吏部就能決定；五品以上才需要走中書門下的流程，也就是交給宰相議決。
從這個流程中，你就會發現大唐皇帝只有面子，而沒裡子。因為權力都在三省和宰相手中。那唐朝皇帝是不是有點兒慘？
其實，秦漢時期，皇帝比這還慘。因為丞相府比三省彪悍，丞相也比宰相囂張。秦漢丞相有權發令抓人，而且抓來就能殺，甚至連皇帝的寵臣也能殺。為啥趙高跟李斯鬧矛盾之後就不敢出宮了？但凡李斯能抓到他，那就直接殺。
三省制，在唐朝中期以後，逐漸衰敗。因為皇帝一定要跟宰相搶權力。宋朝加強了君權，所以必然削弱相權。明朝則直接廢了宰相，凡事都聽皇帝的，相權只能在揣摩對照中才能找到一點兒流風餘韻。
但皇帝一個人肯定治理不了國家。
所以，明朝大臣的各種上書，也不會直接報到皇帝那。最高等級的機密，也要內閣揭貼。如“寧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這是內閣揭帖，送來過目”。就是報給皇帝的軍機大事，內閣也要知道，關鍵是也能知道。
明朝以及清朝前期，官員的上書，稱為題奏本章，一種是題本，即因公事而呈給皇帝，一種是奏本，即因私事而呈給皇帝。
雖說都是呈給皇帝，但是一定要經過內閣。內閣不僅要看，而且還要票擬，也就是拿出意見。
那皇帝呢？皇帝可以參與意見。所以，意見有衝突，那皇帝就跟大臣博弈；沒有衝突，那皇帝還是橡皮圖章。但不管怎麼衝突、怎麼博弈，這個流程是有的，而且流程全公開。大家都在玩明規則，皇帝也不例外。
明朝或者清朝前期，及以前，大臣的上書都可認為是“明折”，而這套流程就是“明折”制度。因為無論是大臣的上書，還是皇帝的聖旨，都是明的。大臣的上書，不僅皇帝能看，而且宰相或內閣也能看，同時還要有副本，御史能看，其他大臣也能看。
只要走流程，那決策就會有規矩。
女皇武則天曾直接發敕。大臣劉禕則批評說：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意思是沒有加蓋中書、門下的大印，就不能叫聖旨。雖然沒有禁止皇帝單獨下敕的法令，但三省制的流程就是一種規矩。這麼做，雖不違法，卻無規矩。
只要全公開，那私心便很難作祟。
大家坦坦蕩蕩、明白說話，而且說啥別人都知道。這時候，為私的成本就會非常高。宰相為私，大臣反對、皇帝猜疑；大臣為私，同僚反對、宰相批評；皇帝為私，則大臣們聯合起來統統抵制。第三種情況，明朝屢見不鮮。
這就是“明折”以及“明折”制度的威力。之後，再講清朝的奏摺和密摺。
清朝照抄明朝作業，卻在很多方面都給改了解題方法。奏摺和密摺就是其中之一。“明折”以及“明折”制度，就被清朝改成了奏摺，甚至還玩出了密摺。
但更改解體方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個“改題為奏”的過程。
本來，官員上書的正規檔案，是題奏本章。地方的題奏本章，會交給通政使司，京城的題奏本章直接交給內閣，之後內閣票擬、皇帝閱裁，最後再由六科傳發有關衙門和人員。而法理上講，六科還有封駁稽核之權，相當於唐朝門下省的職責，但在清朝也就那麼回事了，直接說傳發就行。
然而，奏摺的玩法，卻另闢蹊徑。
無論地方還是京城的奏摺，都會由宮門封進，然後直遞御前，簡單說就是直接遞給皇帝。於是，通政使司、內閣以及給事中，集體失業。奏摺多了，皇帝肯定批不過來。但沒關係，還有軍機處幫忙。到了乾隆時期，軍機處成了專職輔助皇帝批閱奏摺的機構。
那麼，題奏本章這個“明折”，就沒有了嗎？
當然還有，但僅是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奏摺裡面的內容，皇帝認為有必要公開，那就批示上奏官員，改送題奏本章，走明程式、玩明規則。但觸及權力運作核心的機要之事，往往走了奏摺這套不公開或半公開的流程。為什麼說是半公開？因為有些內容還是需要官僚集團周知的，比如大臣任命、比如皇帝教誨。到了1901年，大清朝終於完成“改題為奏”，題奏本章才正式退出歷史舞臺，大清朝只用奏摺。歷史地看，這就相當於潛規則取代了明規則。
那密摺呢？
是不是皇帝覺得奏摺不好使，於是又在奏摺之外發明瞭密摺和密摺制度。從歷史演變來說，應該是先有密摺和密摺制度，再有奏摺和奏摺流程。
本來，題奏本章才是公文，奏摺不是。那奏摺是什麼？
奏摺是地方督撫以私人身份呈給皇帝的文書。簡單說，就是大臣給皇帝寫的信，或噓寒問暖、或情感服務、或打小報告。
皇帝和官員之間，本來是公對公的關係。因為皇帝無私事。對於古代皇帝，我們不要將其視作一個人，而最好將其視作一個衙門。衙門跟衙門之間，就只能公對公，而不能私對私。那清朝大臣為什麼還能跟皇帝發展出“私交”來？還能寫信，而且常常寫信？
因為任人唯私，所以必有私交。
很多地方督撫，本來就是皇帝的包衣奴才，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這些人在皇帝身邊的時候，就已你儂我儂；出去辦事，自然常常相思。但關鍵是信任。大臣可能騙皇帝，但奴才不會騙主子。
所以，奏摺，實際就是皇帝和親信間的通訊，算是私人信件。既是私人信件，那就要保密，不能公開。
所以，最初的奏摺，自然就是密摺。我們從奏摺的適用物件、主要功能和具體內容，也能看出它的秘密屬性。
首先是物件。最初的物件範圍很小，不是什麼人都能給皇帝上奏摺。康熙時期，只限於皇帝的家奴、親信、耳目和一些高階官吏。後期擴大，主要是在雍正朝，各省提督、總兵、布政使、按察使和學政，都被賦予了上奏摺的權力。不是皇帝的自己人，就不能給皇帝寫信。
第二是功能。奏摺的主要功能是請安、謝恩和慶賀，等等。這些功能，都不是在說公事，而是在說私事。同時，皇帝出巡的時候，還會給太后、太皇太后上請安折。所以，初期奏摺的家信特色極為明顯。後期，奏摺變成正式公文，也就有了更多的行政功能。
第三是內容。這一點就不用解釋，直接看雍正皇帝的奏摺批示就行。
朕就是這樣的漢子！就是這樣的秉性，就是這樣的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
哪家公文能這麼批？甚至，你都不能說雍正在回信，他這是在發微信。你儂我儂、溢於言表，全是情感宣洩。但還有更離譜的，比如雍正批給年羹堯的：
朕實在不知道該怎麼疼你，才能對得起天地神明。
如果不知道，你都以為這兩個傢伙在搞基。談戀愛、說情話，也很少這麼肉麻。而這卻是大清皇帝在臣下奏摺上的御筆批示，相當於回信。
在康熙朝，奏摺這種文書雖然沒有得到法理認可，但已經有了從私信向公文轉變的趨勢，也就是兼具了公文屬性。所以，這就要求把密摺區分出來。雖然都能上達天庭，但有些內容不僅堅決不能公開，而且必須保密，最好只有皇帝和奏報官員知道。
所以，這個趨勢發展大體如下：
最初，奏摺就是密摺，完全是主子和奴才間的私人信件。但，其中記錄了很多不為外人道哉的內容。如康熙五十一年上諭：
朕為國為民，宵旰勤勞，亦屬分內掌事，此外所不得聞者，常令各該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因請安折內附陳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隱，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也。
“因請安折內附陳密奏”，本來是一封奴才向主子請安的“私信”，但“私信”裡面有密奏。既然有了密奏，那就必須保密。
接著，皇帝就要強調保密工作，而奏摺也就有了向密摺轉變的需求。如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皇帝在蘇州織造李煦的請安折上的御批：
朕體安。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閒言，無中作有，議論大小事。朕無可以託人打聽，爾等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才好，此話斷不可以叫人知道，若有人知，爾即招禍矣。
皇帝到底說了什麼話，才斷不可以叫人知道？李煦又到底告了什麼密，才會人知定招禍？不管是什麼話，反正就是不能公開，一定要保密。
而且，這種保密御批非常之多。皇帝特別擔心奏摺中的秘密洩露出去。如康熙三十二年給李煦奏摺的硃批，“凡有奏帖，萬不可與人知道”；再如康熙四十三年給曹寅奏摺的硃批，“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三個小心都不夠，必須說四個。
最後，如此小心、如此機密、如此不可為外人道哉，再又被權力所加持。於是，到了雍正朝，密摺正式演變為密摺制度。具體而言，包括四點制度化的內容：
一個是定期收回硃批奏摺。書寫密摺之人，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將原折和硃批一起上交，由宮中保管，而且嚴禁私抄留存。
二是製造專用箱鎖。雍正皇帝專門定製了上報密摺的皮匣，還配了專門鎖鑰，發給可以密摺上報的官員，專門用來傳遞密摺。
三是密摺直送內廷。地方督撫的密摺直接送到內廷乾清門，地方小官的密摺交由皇帝指定的王公大臣代為轉呈。轉呈的王公大臣都是皇帝心腹，如怡親王允祥、尚書隆科多、大學士張廷玉等。
四是皇帝親自拆閱密摺。不管是直送內廷乾清門的密摺，還是由心腹王公大臣轉呈的密摺，最後都要遞到雍正案頭，也必須由雍正皇帝親自拆閱。
不用管密摺內容如何，單就這套嚴密流程，你就能知道密摺和密摺制度絕對不是什麼正大光明的君子政治。
那麼，密摺以及密摺制度，或者也可以說奏摺，有什麼好處或作用嗎？
雍正皇帝評價說：
朕即位以來，令滿漢文武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蓋欲明目達聰，盡去壅蔽。以收實效也。
“明目達聰”“盡去壅蔽”，這話說得多好。在最初，很可能真有這個作用。但越到後來就越不是這麼回事。
首先，皇帝制度成了真正的獨裁製度，關鍵是這個制度是為私的。
以前，皇帝是大清帝國的最高領袖和最高權力衙門，而現在竟成了大清帝國的最高情報衙門。
康熙晚年一直鼓勵大臣密摺奏事。但規模一般、人數有限。能上報密摺的，不過百人。而雍正朝就邪乎了，短短十三年中，參與密摺上報的官員，就多達一千一百多人。現存的雍正硃批奏摺，超過四萬多件，其中漢文三萬五千件、滿文七千件，而大多數都是密摺。
奏摺逐漸上升為公文之後，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奏報者可以留存的；一類是要宮中收回的；一類是可以公開散發的。密摺大體屬於第二類。其他已經有了公文屬性，而第二類主要是情報屬性和秘密屬性。
明朝皇帝也搞情報，但會假手於人，也就是東廠和錦衣衛。而清朝皇帝則身體力行，自己直接帶線人、搞情報。這絕對不是什麼好事，既無法“明目達聰”，又無法“盡去壅蔽”，而是徹底的道德敗壞。大清皇帝在用密摺制度監控大臣。
並非全是密摺，不是還有奏摺嗎？
但這更成問題。題奏本章，雖然呈報給皇帝，但內閣和六部可以看，甚至要提前看。因為政治是公開的，大家都在太陽底下行事。但現在的奏摺則直接報給皇帝，相當於廢了六部和內閣。這才是真正的乾綱獨斷和皇帝獨裁。而皇帝的上諭，除了公開的明發上諭外，還有點對點的寄信上諭，發給某人的就某人知道，別人根本不知道。發給江蘇巡撫的上諭，就江蘇巡撫知道，六部相關衙門根本不知道。這不僅是皇帝獨裁，而且是秘密政治。
為什麼要秘密？
因為私心作祟。自秦制伊始，中國傳統的政治就是公開的，而唯獨清朝是秘密的。那這個私心又是為了誰？為了滿人部族。按照官僚制走流程，和珅能火箭提升嗎？滿人能稱霸朝堂嗎？和珅跌倒，不是嘉慶吃飽，而是漢人官僚開始崛起。再加上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滿人部族利益才被掀開一塊。否則，普天之下只能桎梏於私心作祟的政治枷鎖之中。
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侍郎、尚書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
這是鄒容《革命軍》的一段摘抄。單看這個權力安排，革命黨能不造反嗎？清末憲政，的確走得比較急。有人說是因為立憲派和民眾缺乏耐心。而最缺乏耐心，還帶頭鬧事的，肯定是革命黨。但革命黨不鬧事，中國能把滿人部族利益的權力牢籠擊爛砸碎嗎？所以，根子不再廣東的革命黨，而在北京的權貴們。
又為什麼清末中國不能從帝國切換到民族國家？滿人部族第一個不答應。清末變法時，慈禧專門加了兩個緊箍咒，一個是“四不變”，三綱五常不能變、祖宗之法不能變、滿族統治不能變、最高皇權不能變；一個是“五不議”，軍機處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而全部的核心，就是滿族統治不能變，其他全是這一點的附屬品和衍生品。
而原因就是大清的政治為私不為公。
第二，大清皇帝之勤政還不如明朝皇帝之懶政，“明目達聰”純屬扯淡。
明朝皇帝的懶，是出了名的。而清朝皇帝的勤，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雍正皇帝，每天批閱的奏摺和密摺數量，絕對冠絕古今。勤比懶好，勤政比懶政好。但也要看勤的內容是什麼。因為密摺和奏摺可以直達御前，所以大清皇帝想不勤都不行，每天總有批不完的摺子。但這些折多半
都是垃圾。
雍正二年，廣東巡撫年希堯一氣上呈了三件奏摺，但奏摺內容全是之前呈報過的。奏摺從廣東折騰過來一遍，然後又折騰了一遍。你都不知道這個廣東巡撫是咋想的。雍正皇帝也只能無奈哀嘆，該批還得批：
業經報明該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爾粵省更無事可入告矣。如許遙遠，特差人齎奏此三事，殊為可笑。
舊聞重報，算是疏漏，但沒完沒了的請安摺子，就真心是在折騰皇帝了。雍正三年，福建學政黃之雋，不知道吃錯了什麼藥，不停地上摺子叩謝聖恩、頌揚上諭。對此，雍正也沒有其他辦法，也只能批示說：
凡百隻務實行，不在文字語言，頌聖具文，朕實厭覽。此數奏甚覺浮泛不實，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實無暇。
當然，官員們一定會利用奏摺渠道，給皇帝拍馬屁，也就是提供情感服務。但情感服務太多太過，也能噁心到皇帝。雍正九年，鎮海將軍王釴“怒”贊上諭說“捧讀之下，感激愈深”，覺得自己不為皇帝效犬馬之勞，就不配為人。這個馬屁太過無恥，雍正直接表示不能接受：
汝等漢軍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無一二，朕實難以批諭……行與朕看，不必務言於朕聽也。
雍正跟年羹堯關係好的時候，那真是各種肉麻“情話”都能說。既然這樣，那官員們就一定要把“情話”交流貫徹到底，內容上比不了你倆肉麻，但可以用頻率補。於是，君臣之間能把奏摺玩成發微信、談戀愛，沒完沒了地“蜜語甜言”。田文鏡的摺子，雍正每次都批，而且認真批，絕不能一個“知道了”完事。因為老田是小情人，必須寵。你皇帝給我田文鏡批，那我田文鏡就給你謝恩。於是，君臣往來，沒完沒了。最後，雍正實在煩了：
你差人奏摺太勤了，何必費此無益盤纏，況朕日理萬機，亦覺煩索。你奏來，朕自然批諭，若如此來往，則無寧止矣。
有疏漏、有謝恩、有馬屁，還有甜言不夠頻率補，但起碼大家都有個目的。而有些摺子真心沒啥目的，就是為了奏摺而奏摺。雍正五年，江南總督範時繹上奏說自家轄區普降瑞雪，於是造了一尊神像。雍正看完，直接怒了，你們那地方下雪跟我有啥關係、你造一尊神像跟我有啥關係，於是怒批：
朕日理萬機，毫不體朕，況歲底事更繁，哪裡有功夫看此幕客寫來的閒文章，豈有此理！
但是，我做不了好官，做一個體量皇帝的官，以後不報垃圾奏摺了，這個可以嗎？那你肯定死得比誰都慘。
雍正在給山東巡撫的硃批中，大罵浙江馴服黃叔琳，說這傢伙多次接到硃批諭旨，竟然不奏謝聖恩，真是豈有此理。後來，黃叔琳犯事，雍正直接翻他不上謝恩摺子的後賬。皇帝跟大臣翻後賬，而且還翻不謝恩的後賬，你只能說雍正不是什麼“這樣的漢子”，完全是刁蠻任性的“女朋友”。
這就是雍正皇帝的勤政，這種勤政，於國何益？除了刷存在感、佔佔頻寬，還能幹啥？與其如此，還不如明朝皇帝躲在後宮睡大覺。
第三，奏摺指揮天下一定能搞出天大的笑話來，“盡去壅蔽”想都別想。
唐朝的政事堂，可以用堂帖號令四方。但堂帖是正式檔案，甚至比敕書的權威還高。關鍵是有人把關，你送個荔枝、謝個皇恩、拍個馬屁，不僅到不了政事堂，甚至都到不了六部。所以，人家是真有事才號令四方。但是，清朝皇帝用奏摺號令天下，有時候就是沒事找事。
雍正六年，陝西商人秦泰在路過河南孟津的時候，丟了一個裝有一百七十餘兩銀子的包裹。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大錢。於是，秦泰四處張貼告示，承諾誰能拾金不昧歸還包裹，就跟誰平分銀兩。就在秦泰丟失包裹的地方，一個叫做翟世有的河南老農正為他看管包裹，並等著他取回。秦泰後來取回白銀，而且說到做到，要跟翟世有平分銀兩。但樸實的老農民翟世有竟分文不取。
這件事發生在河南，而河南是田文鏡的地盤。於是，田文鏡就將這件事寫成奏摺，報給雍正。中間肯定各種添油加醋，沒準兒還要玩一個標題黨《我省老農拾金不昧，陝西富商迎回鉅款，厲害了、我大清》。
如果奏摺有人把關，那這種奏摺頂多報到禮部下面的某個司。然後，司部員外郎隨便誇獎幾句：你們河南真不錯，田文鏡好好幹，這事給你上《邸報》頭條，你看行不？然後，也就沒有然後了。
但是，這事遞到皇帝那裡，便立即成了大事。於是，一片長達1200多字的《恩賞義民翟世有頂戴銀兩諭》，新鮮出爐。這個河南老農翟世有，堪稱時代楷模，給我賞、重重賞，給七品頂戴、給紋銀百兩，還要把事蹟刻碑傳頌。
甚至，雍正還把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乃風俗休養之明徵，國家實在之祥瑞”。河南老農翟世有拾金不昧，就這樣成了國之祥瑞。
同時，雍正也沒忘記怒贊一下寵臣田文鏡。河南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楷模國民、河南為什麼能有這樣的國之祥瑞，全是因為你田文鏡啊，你田文鏡的教化工作做得好、做得出色、做得無與倫比，你功不可沒。
拾金不昧，而且拾鉅款不昧，這事該獎不？該獎。該宣傳不？該宣傳。但玩到皇帝寫1200多字的感謝信，而且還是上諭，這是不是有點兒過了？不過，好事就得宣揚。但上升到理論高度呢？成為大清政治清明之佐證，“風俗休養之明徵”，是不是有點兒過了？你這到底是怒贊河南老農，還是在猛誇自己？
但這事沒完。田文鏡得了雍正1200多字的上諭，能不繼續折騰嗎？
當年七月，田文鏡又上報河南窮人陳懷金拾金不昧二十四兩八錢銀子，也是全數奉還、也是不要酬謝。於是，雍正再次點贊加評論，“誠所謂瑞也”，這就是國之祥瑞！
你田文鏡跟雍正“郎情妾意”地沒完沒了，那別省督撫能不眼紅嗎？
肯定眼紅。
轉過年九月，天津就上奏說本地婦女撿到白銀六兩五錢，而且也是全數奉還、也是不要酬謝。於是，雍正下旨賞賜，給米、給布，還賜了匾額。
天津的這個節奏，跟得真緊。估計天津衙門天天看《邸報》、讀熱搜，然後非要製作出這種“流量文”奏摺。
那其他省呢？必須如法炮製，皇帝喜歡這種事，那就滿省去找，找不到也要造一個。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撫石麟呈報說，本省百姓趙亨清撿到九兩一錢銀子，也是全數奉還、也是不要酬謝。事還是拾金不昧的事，但人變了、地變了、銀數變了。河南褒獎了、天津褒獎了，那山西只能也得褒獎。
然後，全國各地官員終於摸到皇帝的脈了，紛紛上報各種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直到雍正十三年，直隸總督李衛還有類似奏摺，而雍正仍舊樂此不疲地批示表揚，“以匹夫匹婦之愚，而能輕財尚義，慕善樂施，允屬難得。於斯足徵風俗向淳之漸，覽奏朕懷曷勝愉悅”。
在雍正看來，這些個好人好事，說明什麼？說明我這個大清皇帝，當得當真不錯。而現在看來，這不就是個笑話嗎。而所謂“盡去壅蔽”，到最後真得去了嗎？
河南田文鏡發了一個朋友圈，說我們省有人拾金不昧。然後，雍正皇帝又是拼命點贊、又是深度評論。接著，河南田文鏡再發朋友圈，說我們省又有人拾金不昧了。然後，雍正皇帝還是拼命點贊加深度評論。再之後，天津巡撫發朋友圈、山西巡撫發朋友圈、直隸總督發朋友圈，統統都是自家地盤有人拾金不昧。而雍正則不停地逐個點贊、逐個評論，一直點贊加評論了好幾年，而且樂此不疲。各地官員就一直在拿主子皇帝尋開心。
這種奇葩事情的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末梢神經壞死，然後把腦袋憋大了。權力全都集中到皇帝手中，地方督撫只能想盡辦法取魅中央。那地方上就不能有個為民造福且剛正不阿的海瑞嗎？地方督撫大多都是皇帝的私人奴才，還有什麼海瑞？這種等級的集權制下，海瑞活不過第一集。
密摺以及密摺制度，只是清朝政治敗壞的表象。實質則是其為私而不為公的政治劣根，以及明規則不行而潛規則盛行的行政弊病。所以，密摺和密摺制度到底有沒有用？也許有用，也許開始有用，而根子卻是爛的，甚至還要把奏摺包括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