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之所以被奉為中國影視作品史上的經典之作，在其首播二十多年之後依舊經久不衰，除了一眾“老戲骨們”出眾的演技外，環環相扣的劇情以及一系列細思極恐的細節，也是這部電視劇為廣大觀眾所認可與推崇的重要原因，而觀眾也就此在大呼觀劇過癮的同時，就此對於人生經歷與為人處世的方式方法有了新的思考，讓人流連忘返，難以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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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都還記得在劇情開始的時候，有這樣一個場景，雍正與十三阿哥胤祥奉旨前往江南籌款賑災，在揚州知府衙門當眾剝下了揚州知府車銘的官服，並且委任敢於為民做主、不畏權勢的田文鏡代理揚州知府一職。而此後，田文鏡也用極為幹練、果敢的表現，不僅贏得了揚州百姓與災民們的認可，更是讓雍正對其愈發刮目相看，在籌款賑災的差事完成後，田文鏡也跟隨雍正回京，開了一段新的仕途生涯。
此時，不少人都會對雍正對田文鏡的破格提拔、任人唯賢而深感欽佩，可是如果真的抱有這樣的想法，那就真的是結結實實的上了雍正的“當”了。
沒錯，他提拔田文鏡是有看中田文鏡能力與品行的因素，但是細細品味才會發現，田文鏡僅僅是雍正手中的一枚“棋子”，並且從一開始就要時刻準備承擔“備胎”與“背鍋俠”的職責。
這一切直到最後也始終沒有被田文鏡反應過來，而他也就這樣在陰錯陽差中保持了對雍正自始至終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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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鏡“仇禮仇富仇官”，使其成為了雍正此時最需要的“先鋒官”。
雍正作為欽差大臣，是奉康熙的旨意前往江南籌款賑災。
然而，所謂“強龍鬥不過地頭蛇”，且不說雍正在江南地區沒有任何的官場交集與勢力分佈，用“孤身犯險”來形容是一點不為過的，更重要的是，這一地區，尤其是揚州地面，歷來是“八爺黨”的“小金庫”與“大本營”，即便是雍正有著康熙旨意，也未必能夠順利的完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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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雍正能選擇的只有“智取”，而其皇子與欽差大臣的身份也使得他不能事事都拋頭露面、衝鋒在前，於是他開始為自己的這次江南籌款賑災之行搭配了一套行動“班子”。
雍正先是喊上了十三阿哥胤祥與他一道前往，兄弟二人可以實現相互配合；隨後，雍正又將自己府上出身的包衣奴才年羹堯隨同他一同辦差，當然他看中的是年羹堯身為杭州參將，手中所掌管的兵權；除此之外，雍正還順路招募了李衛、高福，目的就是要利用他們兩個來充當“探子”與“攪屎棍”，以更好的達成自己的目的。
然而，這對於雍正來說還是有所欠缺的。年羹堯畢竟不在揚州地面當差，過分干預容易遭人非議，而李衛等人的行為與做法又難登大雅之堂，所以雍正還需要一位揚州本地勢力的協助。
於是乎，田文鏡也就此走入了雍正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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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雍正與車銘的一番對話中，我們不難發現雍正選擇田文鏡的原因。
一來，是田文鏡的能力非常出眾。
“可據我所知，田文鏡在任三年，年年的賦稅錢糧都是道府第一，處治訴訟刑獄也還公正幹練。”
二來，田文鏡帶有明顯的“仇富憐貧”心理。
“田文鏡判官司，是‘有錢的輸給無錢的，錢多的輸給錢少的’。”
三來，田文鏡與上司處理不好關係，也客觀說明他是“仇官愛民”的。
“不枉法，不徇私，這樣的官員被停職待審，殊不可解！車銘，田文鏡是不是有什麼和你過不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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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雍正來杭州可以說是做足了“功課”的，田文鏡便是他的重要發現。或許田文鏡也有著他尖酸刻薄、嚴苛無情的性格缺陷，但是從當下的時局來看，田文鏡確實是雍正最需要的人。
一方面，他有著一顆“愛民”之心，能夠站出來為底層民眾吶喊；另一方面，田文鏡“仇富仇官”的心態，也讓對於揚州的富商和官員是深惡痛絕，這也使得他為了保全貧民、災民的利益，而與這些人“死磕到底”。與此同時，田文鏡是監生出身，沒有傳統讀書人的迂腐思想束縛，更不會過多的考慮所謂的“聖人禮法”，甚至可以說田文鏡是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雍正果斷選擇了田文鏡來臨時署理揚州知府的差事，同時讓田文鏡成為了自己的“先鋒官”，代表自己，也代表著所有底層貧民與災民，與揚州的鹽商富戶們展開了“決戰”。
而面對如此的抬愛，田文鏡對於雍正是感恩戴德，之後更是盡心辦差，可殊不知，此時的他已然淪為了雍正手中一枚重要的“棋子”與“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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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鏡的所作所為，無時無刻不再為雍正的“陰謀”而服務。
前文中也說到了，揚州是“八爺黨”的“小金庫”，讓揚州的鹽商富戶們認捐籌款，賑濟災民，不僅會直接影響到了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等人的經濟利益，如果真的讓雍正因此獲得了康熙皇帝的封賞，對其政治利益也是極大地打擊。所以，在九阿哥胤禟門人、江南巡鹽道任伯安的帶領下，全體鹽商富戶對雍正一致採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只捐出二三百兩便草草了事。
於是，為了讓這些鹽商富戶們乖乖掏腰包認捐銀兩，雍正的“連環計”也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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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雍正讓田文鏡代理揚州知府，積極組織賑災，他知道田文鏡必然會秉公辦事，嚴格按照朝廷制度為災民提供“筷子插上不倒”的賑災粥。如此一來，周圍府縣的災民便會聞訊紛紛湧向揚州地面，使得災民的數量便會不斷增加，而揚州的粥廠也必然會處於難以為繼的狀態。
緊跟著，雍正給予田文鏡暗示，充分利用田文鏡“仇富”的心態，將災民“引導”到鹽商富戶家中，名義上是去“討飯”，但實際上稱之為“明搶”也絲毫不為過。而雍正此舉的目的，就是要在鹽商富戶們之中，製造緊張氣氛，逼著他們向遠在北京的“主子”尋求幫助。
果然，九阿哥胤禟的親筆信從北京奔向揚州，而年羹堯早已埋伏在了信使的必經之路上，奪下了這封至關重要的書信。甚至毫不誇張的說，雍正在揚州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能夠拿到這封親筆親，這才是雍正煞費苦心安排一切的首要目的。
也正是憑藉這封親筆信，雍正與十三阿哥胤祥最終擊穿了任伯安等人的心理防線，用其脅迫著鹽商富戶們，籌到了兩百多萬兩白銀，順利完成了江南籌款賑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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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的功勞是雍正的，但是一旦出了事情，“鍋”卻是田文鏡來背的。
雍正用田文鏡，不僅僅是把他當成了自己的“棋子”和“武器”，用來對抗整個揚州的官場官員與鹽商富戶們，田文鏡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與價值，那便是要承擔“備胎”的職責，隨時準備好要為雍正背鍋。
不得不說，此時的雍正已經開始展現了其“腹黑”的一面
。
大批的災民湧進揚州城中，局面一旦失控便會一發不可收拾，災民的“乞討”便很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暴動”。
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事情，首要責任在於誰？當然是田文鏡。是田文鏡在下令允許對其他地區的災民開放施粥，才讓更多的災民匯聚到了揚州；是田文鏡下令打開了揚州城的城門，將大批的災民放進到了城中，引發了混亂；而也正是田文鏡，事先在鹽商富戶的門口掛上了“有求必應”的燈籠，引導著災民對這些富戶人家進行搶掠。毫無疑問，責任都在田文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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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雍正來說，他的責任便是在於“看錯”了田文鏡，也“錯用”了田文鏡，承擔的也僅僅是薦人不當的失察之責，反映出的也僅僅是其政治手段上的不成熟與處理方式上的不當。
因此，如果真的出現了局面不可控制的情況，雍正會受到處分，但還有可挽回的餘地，可對於田文鏡而言，卻是會就此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於是，這就可以解釋雍正自從在揚州府衙之上與任伯安、車銘等揚州官員發生衝突後就一直躲在幕後，卻將田文鏡推向了前臺的原因了。一方面他是在運籌帷幄，等待著自己計劃的達成，另一方面，就是要讓田文鏡去承擔有可能發生的風險，而他則可以以此最大限度的保全自我。只不過，這一切對於耿直的田文鏡來說，也必然是自始至終都無法察覺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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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主動請旨前往江南籌款賑災，就此拉開了他參與到“九子奪嫡”大戰的序幕，而為了贏下這場“開門紅”之戰，雍正可謂是充分做到了“知己知彼”。
這其中，既有雍正對對手，也就是“八爺黨”眾位皇子及其屬下任伯安等人的瞭解，也有著對於自身可用之人的充分認知，與此同時，還及時發掘到了田文鏡，這樣一個剛正不阿，卻也“仇禮仇富仇官”的可用之人。
而正是深刻認識到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關係與利益衝突，才讓他的“連環計”能夠最終得逞，順利完成了江南籌款賑災的任務，進而獲封為郡王爵位，在康熙心中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算是為其參與皇位爭奪開了一個好頭。
更為重要的是，包括十三阿哥胤祥、年羹堯、李衛、田文鏡，以及提前被送回北京的鄔思道在這一過程中悉數登場，雍正的“奪嫡團隊”就此組建成功，由此可見，這次江南籌款賑災對於雍正來說絕對是不虛此行，並且是意義十分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