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本為文王添彩的“畫地為牢”，細思卻是漏洞百出還可笑
在古典神話小說《封神演義》裡，曾經出現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典故——畫地為牢。
儘管由武王姬發建立的周王朝是中國古代儒家最為推崇的時代，儘管孔子及其弟子在言論中對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風尚、民俗風情讚揚備至，但除過明代許鍾琳的作品《封神演義》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先於這部作品的資料有過周文王姬昌“畫地為牢”的文字記載。
如果非要考究“畫地為牢”出處，最早應該見於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其中有“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語句。但司馬遷在這裡說的畫地為牢，似乎和周文王沒有絲毫關係，否則司馬遷決計不會將這個典故歸功給一個形象模糊的“士”。要知道，司馬遷也是周代的鐵桿粉絲。
第一次將周文王與“畫地為牢”聯絡起來的，是流傳於宋代民間的說書人的話本《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書中說到“扞姬昌呴畫地為牢，刻木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畫地為牢”的本意是說百姓道德覺悟高，自律意識強，但凡犯了罪過，不用官府拘押，會主動劃一塊地方自我囚禁，等待懲處。
而《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裡的“畫地為牢”則將重心轉移到了周文王（當時尚是西伯侯）這裡，主要是為了讚美周文王實行德政、仁政，政治清明、民風淳樸，豈止是到了儒生們嚮往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地步，西岐境內已經高度文明到連設定官吏、設立監獄的必要性都沒有了。
儒家始終是提倡德治而反對法家思想的，特別是象徵暴力統治手段的監獄、酷吏、刑罰等，更是特別排斥的。所以古代那些以說書為生的讀書人，估計就按照儒家最為美好的理想模型，將“畫地為牢”這個典故“貼”到了周文王身上，以便讓周代這個美好的時代更加錦上添花。
許鍾琳創作《封神演義》的時候，自然不能忘卻這個重要典故，就順手牽羊地借用了過來，演繹成了第二十三回“文王夜夢飛熊兆”和第二十四回“渭水文王聘子牙”的一段精彩故事。
然而可惜的是，對於周文王“畫地為牢”這段情節，不論是享有原創權利的說書人，還是奉行“拿來主義”的許鍾琳，都有畫蛇添足的嫌疑，或者“畫虎不成反類狗”的缺憾。因為這段情節要是細細品來，其中蘊藏著幾個令人恐懼，至少是令人感覺可笑的地方。
現在回到小說當中，節節而進，分析這則典故後面的漏洞。
商紂末年的西岐，一個叫武吉的年輕人，進城賣柴的時候一不留神，失手打死了人。書中說，西岐的慣例，不設官吏，不設監獄，就地畫一個圈就算是拘禁了人犯。武吉雖是誤傷人命，但也不得不遵從慣例被“關”在圈裡三天時間。
書中言明，這“畫地為牢”的制度既不是商紂朝廷的“國法”，也不是其他諸侯國的“通例”，而是西岐獨樹一幟的自我創新，純屬地方性“土政策”。建立這個制度的理由是，西伯侯姬昌為人仁慈厚道，施政寬仁，受姬昌的道德人品所感染，西岐的百姓也都思想覺悟、道德水平極高，達到了非暴力就可以自我約束的境界。
這裡第一個漏洞就出來了，法令是上層建築，除過要匹配當時的經濟基礎之外，也要和當時的民眾素質、道德水平等相應。商紂沒有釋出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畫地為牢”的制度，當然可以解釋為紂王是無道昏君，殘暴不仁。那麼其他像西岐一樣擁有高度自治權的諸侯國也沒有采取相同或者相似的治理手段，並不是說其他所有人都不如西伯侯仁慈，唯一的解釋就是當時的人口素質、社會環境並不允許如此做。卓爾不群、鶴立雞群這件事，要是把握不好時機和尺度，就極有可能變成標新立異、丟人現眼。
接著看《封神演義》原情節。武吉因為思念70多歲的母親，就在“圈子”裡放聲大哭。哭聲吸引了西岐的高階官員散宜生。散宜生了解了案情，以武吉殺人不是故意、家中尚有老母為由，放武吉回家安置老母。
這裡接下來的漏洞就接連而出。散宜生了解案情之後，明白知道武吉是誤傷人命，罪不至死。但在向西伯侯姬昌彙報武吉的案情時，卻不說減免處罰的事，只是強調武吉母親年邁，允許讓武吉回家安置好母親的生活費、喪葬費。西伯侯同意了。
倘若西伯侯真正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賢明仁慈，當時就應該根據誤傷的情節，作出如何處置的決斷。而且既然是仁慈的諸侯，就應該根據情節，從快、從輕處置，以顯示自己的寬仁。更何況武吉的表現已經說明這小夥子是一個孝子。西伯侯竟然作了同意放假的決定，這就顯示不出他的才幹和仁德了。
更需要注意的是，散宜生在為武吉“說情”的時候，有讓武吉安置好母親的後事之後，“再來抵償王相之命”言語，看來在西岐的制度裡，不管是何種原因、何種情節，武吉都是難逃一死的。商紂時期中國的奴隸社會，雖然成文法的發展不怎麼有起色，但即便是採用習慣法，哪怕是誤傷也要以命抵命的做法，也是相當粗暴野蠻的。這裡哪裡能顯示出姬昌的仁慈寬厚？
安排武吉回家是為了讓其安置母親的後事，武吉再傻也應該會明白他再次回到圈子裡之後的結局吧。螻蟻尚且偷生，好生惡死這是生物的本能。但西伯侯和散宜生兩個一點都不擔心武吉會逃亡，原因是“惟西岐因文王先天數，禍福無差，因此人民不敢逃匿”。西伯侯擅長占卜，老百姓被“圈”之後，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能被找到蹤跡。更需要注意一個字眼“不敢”，而不是“不願”。這個話題先提一下，後面深入要說。
也就是說，西岐敢於“畫地為牢”，並不是民風多麼淳樸、百姓的道德水平多麼高、自律意識多麼強，而是有姬昌的“先天數”做技術保障。
這裡先不說“先天數”占卜的準確率有多麼高，可靠性多麼強，先說說技術保障與“畫地為牢”制度的匹配關係。我們假設這“先天數”是極為準確可靠的。按照小說裡的情節，西伯侯這個時候剛剛從商紂的國家監獄逃亡回來。回來之後最先也是最重大的舉措就是修建靈臺、祭告天地，從未釋出過施行“畫地為牢”制度的法令。由此可見，在西伯侯從商紂的國家監獄返回之前，該項制度就已經在西岐施行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西伯侯既然不在，那麼實施“畫地為牢”的技術保障在哪裡？更何況根據《史記》“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記載，以及小說情節，西伯侯最為擅長，也最令舉國百姓畏懼且信服的“先天數”，是在被囚禁在羑里城的七年間推演出來的。可見不但有能力提供技術保障的人不在，就連“先天數”這項技術，也極有可能並未隨同制度同步上場。
既然沒有“先天數”這樣的高階技術作為“畫地為牢”的保障措施，那麼問題接著又來了。在沒有技術保障的長久時間裡，假設如同武吉這樣屬於誤傷的人，因為心存減免懲處的僥倖，有可能不逃亡，也有可能在放假回家之後繼續回來服刑，那麼那些作奸犯科、罪大惡極的人呢？他們為什麼不選擇逃跑或者藏匿？
不要忘記，人性亙古不變，重複前文那句“好生惡死是生物的本能”，那麼能夠令這些人背棄生物本能、放棄生存希望的，到底該是什麼樣的力量呢？按照《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話本和《封神演義》小說裡的意思，囚禁罪犯用的，只是在地上隨手劃一個圈，沒有欄杆，也沒有士兵把守。只要缺失了用來監控的“先天數”的技術支撐，逃亡是一個成本極低的事。
相信用道德、民風、仁政之類的理由，是難以解釋這個違反常情常態的現象的。無論任何社會形態，道德畢竟只是最高選擇，而法律才是最低標準。那麼，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不敢”。在西伯侯沒有在西岐的日子裡，在“先天數”尚未被推演出來的日子裡，“畫地為牢”制度實施的唯一保障就是，一定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後果等待著那些敢於鋌而走險逃出“圈子”人。除過鐵血統治，再有什麼力量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可見，話本和小說創造出“畫地為牢”這樣的典故來，本來估計是為了給西伯侯姬昌增添仁慈、寬厚、賢明的色彩，但事與願違，讓人在細品之下看到了一個與以上字眼毫無關係的鐵血統治者。
最讓人感覺有“畫虎不成反類狗”意味的是，即便“畫地為牢”的情節設計僅僅是為了表現文王“先天數”的神奇，也是相當失敗的。因為武吉求助了姜子牙，姜子牙利用自己的道術，成功騙過了西伯侯的占卜，對討飯武吉的去向得出了“因懼刑自投萬丈深潭巳死”的結論，可見“先天數”並不高明，即便在技術層面，也令本來打算讚美的主人公輸了。
編後：話本也罷，小說也罷，畢竟只是文藝作品，創作者合理運用自己的想象力，創造出某些情節，也是為了增加閱讀趣味、提高藝術魅力考慮，並不能完全按照辦案審案或者科學論文的邏輯方法進行分析評判。倘若人人都如此讀書，那麼世間的作家們就萬般艱難了。本文僅是從趣味化閱讀的角度撰寫，目的在於能夠博得讀者一閱一笑而已，千萬不要罵我穿鑿和挑剔，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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