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存韓第二》試讀之“韓非之死”（其二）
事情的起因還要從李斯給秦王的獻計說起。
在接任廷尉的職務後，為了向秦王展現政治才能，李斯鄭重其事地向秦王提出，建議將下一步擴張的目標指向韓國。
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與秦國緊密相鄰的趙、韓、魏、楚四國當中，韓國的國力最弱、國土最狹小，攻取起來也最容易，是一個短期內就能夠實現的目標。
集舉國之力攻滅韓國，有助於李斯快速建立個人名望、提高政治威望，但對於韓國來說無異於是滅頂之災。
剛剛即位的韓王安當然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於是急忙找來韓非商量對策，而這也就使得兩個原本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同門師兄弟突然不期而遇，本不應該發生的衝突也被擺上了檯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
秦王政十年的這一次交鋒，韓非、李斯各為其主，兩人之間即便是產生了衝突，最多也只是立場之爭、策略之爭。
以秦國國力之強盛、韓國實力之疲弱，李斯就算是對韓非的理論學識自愧弗如，也有信心依靠自身的優越環境戰勝韓非，因此還不至於上升到“孫龐鬥智”那種你死我活的高度。
但
到
秦王政十四年，情況就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想要理解這個轉變發生的內在邏輯，還要結合李斯當時的處境，以及秦王政的內心需求來分析。
大體來說，其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秦王政的底層心理需求。
自古以來，居於獨尊地位的帝王常被人稱作是“孤家寡人”，先秦時期的君主也常以“予一人”“不穀”“寡人”“孤”等謙辭自稱。
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我們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角度來進行闡釋，但至少從表象來看，帝王為了便於掌控群臣，就必須要故作高深，以顯示恩威難測，自然就不能隨意向人吐露心事了。
但是，不管這個帝王有多麼堅強的心志，有多麼冷峻的外形，在本質上他都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著尋常人的七情六慾，有著向人傾訴的慾望和獲得理解的底層心理訴求。
一方面為了掌控絕對權力不得不將自己封閉起來，另一方面又有著渴望被人理解的強烈需求，這就使得其社會角色與個體情感了巨大的錯位。
想要破解這種難題，通常而言無外乎有兩個渠道：要麼是找到一個琴瑟和鳴的伴侶，要麼就是偶遇一個心心相印的卿相，除此之外別無他選。
在有限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案例，如婦好之與武丁，鍾離春之與齊宣王，這些都是帝后和諧的鮮明例證。
而在君臣和合方面，遠如伊尹之於商湯、太公望之與周武王、管仲之與齊桓公、百里奚之與秦穆公、狐偃趙衰之與晉文公，近如商鞅輔佐秦孝公、張儀輔佐惠文王、范雎侍奉昭襄王，都是令人廣為傳頌的君臣CP、不朽佳話。
可問題是，“千金易得、知己難覓”。就算是了無牽掛的普通人，想要找到一個對自己知根知底的人也難於登天。
作為一個掌握著巨量資源的統治者，圍繞在身邊的全都是功利性極強、且極其善於偽裝的投機客，這就使得君主在朝堂上尋覓知音、再創佳話的願望變得更加可遇而不可求。相反，因君主“荒淫無道”“親小人、遠賢臣”，製造出“紅顏禍水”“奸臣誤國”悲劇的事例，倒是史不絕書。
這種天然的風險，對於當時的秦王政而言，顯得尤其嚴峻。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歷中，秦王政體會過戰戰兢兢的羈旅生涯，品嚐過束手束腳的苦痛滋味，也承受過因帝太后放縱尋情帶來的恥辱。
過往的經歷給在他的心裡留下了巨大的陰影，為其誅除嫪毐黨、幽禁帝太后、逼殺呂不韋、下達“逐客令”等舉動埋下了伏筆，更使得他無法輕易地與旁人建立互信關係。
或許在一開始，他曾經信任過李斯，也曾對這個寫出雄文《諫逐客書》的客卿寄予過厚望，希望將其打造成一個如商鞅、張儀、范雎那樣與自己互相成就的謀臣。
但經過四五年的相處，李斯渾身散發的功利主義氣息，以及其將“倉鼠哲學”樹立為人生第一信條的觀念，讓秦王政深切地認識到，他並不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到的另一個因素，那就是
秦王政對國家政治秩序和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
呂不韋擔任國相期間，發現了秦國極端實用主義的弊端，曾致力於修正扭轉其耕戰優先、崇尚首功的政治傳統，將秦國的國家機器移出商鞅所限定的軌道。
為此，他還專門組織門客編寫了一部煌煌鉅著《呂氏春秋》，以圖改變人們對秦國文化窪地的刻板印象，並期望將其作為指導秦王政日後治理國家的基本綱領。
然而現實總是殘酷的，呂不韋的理想還沒有來得及付諸實施，其本人就遭遇了滑鐵盧。
不管是出於對呂不韋其人的嫌惡也好，還是僅僅與其觀念相左也罷，秦王政舉行冠禮之後，不僅第一時間就在物理層面上消滅了呂不韋的肉體，更在精神上徹底走上了“去呂不韋化”的道路。
問題到這裡又出現了。任憑秦王政有著遠超常人的意志，可想要將自己的施政綱領完全貫徹下去，總還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執行者居中推動，否則一切都只是空談。
而在具體執行人的選擇上，秦王政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這個人必須與秦國內部錯綜複雜的官僚隊伍——尤其是嫪毐和呂不韋的黨羽——相切割，否則難免存有私心顧慮；必須對商鞅以來的法家學說有著透徹的認識，否則就不足以對抗呂不韋所塑造的觀念體系。
而縱觀當時的秦國朝堂，在列之人即便不是嫪毐和呂不韋的黨羽，其思想觀念也都受到過他們的影響，實在不能令人放心。
就算是在政治觀念上與自己較為貼合的李斯，又因過於急功近利，沒能構建起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顯然也無法擔當大任——這也是他遲遲沒有任命李斯為相邦的一個重要原因。
恰在此時，
一個看起來完美無缺的人物出現在了秦王政的視野中，這個人就是李斯的同門師兄——韓非。
一方面，作為韓國“諸公子”，韓非有著憂國憂民的胸懷、寧折不彎的品性，忠貞高潔的情操、寵辱不驚的涵養，簡直是一個理想人格的模板，與善於鑽營的李斯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讓秦王政如何能夠不動心？
另一方面，韓非坐了幾十年的冷板凳，其學說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僅天下游士對其頂禮膜拜，連秦王政自己都對其崇拜有加，眼看著就成了他的“小迷弟”——這難道不就是與自己組建“明君賢相”組合的最佳人選嗎？
李斯既善於鑽營，又長期陪伴在秦王政身旁，對於秦王政的心理波動顯然瞭如指掌。
他原本以為，儘管自己資歷與秦王的期望還有差距，可只要能夠加緊努力、多多建功，假以時日總還是有機會的，也總還能聊以自慰。可如今突然冒出來一個韓非，一個學養才華都遠超過自己的人，這就不能不讓李斯感到憂心了。
在這樣一個情境下，我們大可以作個猜想，當看到秦王政凝望著《孤憤》《五蠹》不由得撫掌擊節，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這樣的感嘆時，李斯的心裡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
他的內心一定是崩潰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好工作，結果椅子都還沒坐熱，你就來跟我搶工作了，這事誰能忍？”
如果從本心出發，李斯自然不願意將韓非的名字說出來。但因為有了孫臏、龐涓的前事，此時擺在李斯面前的實際上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必須要將自己所知道的情況和盤托出。
這是因為，韓非的著作在當時已經極負盛名，既然能夠傳到秦王政的手中，秦國內部知曉韓非、知曉他與李斯關係的肯定不在少數，李斯沒有辦法將所有人的嘴都堵住。
倘若有一天，有人將這些資訊告訴了秦王，秦王一定會反過頭來問：“當初寡人問起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肯說呢？”
李斯難免會因此背上一個“善妒”甚至是“謀臣不能盡其忠”的罪名。甚至有好事者還會添油加醋，拿龐涓陷害孫臏的故事來作類比，李斯的政治生涯恐怕也只能到此為止了。
為今之計，也只有將計就計。
李斯不僅要將實情完完整整地告訴秦王，還要勸說秦王把韓非籠絡到秦國來。這樣一來，不但能夠向秦王展示自己的胸懷，還能夠將韓非拉到自己的主場上來，放到自己的掌心裡去，從此以後韓非的生死就不是他自己能夠決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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