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劇照
人們對三國的認知，大多來自《三國演義》。在小說裡，作者給孫權集團的評語是佔了“地利”的便宜。
這句評語的確不假，但東吳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也得益於一種不健康的“人和”，這種病態式的“人和”，之後也成為西晉的噩夢，最終還是被逼出了歷史舞臺。
先說“地利”，
在《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中有載，孫策在臨終前的遺言是：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孫策的一句遺言看穿了三國走勢，也成為東吳的生存法寶。在遺言中最為關鍵的資訊，只有四個字，就是“三江之固”
。那麼孫策所說的“三江之固”，到底佔據著怎樣的“地利”之勢呢？
我們先來看孫策死時，東吳的地盤到底有多大？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此時的江東主要是指：“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還要算上廬江。
說白了，東吳佔據的江東，實際僅有東漢揚州刺史部的一大半。在《三國演義》中，作者說江東有“六郡八十一州”，“六郡”沒錯，不過八十一州在州與縣的概念上存有爭議。
三國時代，地理位置劃分一般以中原為中心，長江以內為裡，長江以外稱表，因此，長江下游從柴桑到建業這一段，呈東北走勢的地區，被稱為江東，也叫江表。
具體來看，江東位於揚州，包括今天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長江以南一帶。孫策死時，在東吳所控制的地域裡，北臨長江的是丹陽郡和吳郡，對應的江段是“揚子江”部分。
揚子江的“地利”在於軍事之利，北方的軍事力量要想攻擊東吳，只能從揚子江渡江，而這一段並不適宜渡江作戰，江面寬達80公里，被發現的機率幾乎是百分百。
除了北部的揚子江，西部則是大別山、幕阜山、九嶺山、羅霄山，東南則是一道天然屏障——大海。
因此，孫權的部將董襲說：“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這是東吳在軍事上佔據地理優勢的自信之處。
但是，當時北部的吳郡等地，還是蠻荒之地，農業經濟並不發達。不過西部的鄱陽湖平原到東部的太湖平原這一帶，河湖密佈，灌溉便利，盛產水稻，面積達到了五萬平方公里，有著“魚米之鄉”的美稱，形成了相對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
這是東吳在經濟上的“地利”，周瑜曾形容江東為：“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就連諸葛亮也認為江東“國險而民附”。
所以，孫策的遺言明確揭示了東吳集團之後的發展戰略，即守地利以待變，不直接加入天下爭霸賽，依靠“地利”取守勢，靜觀中原逐鹿的博弈之勢，不斷轉變自己的地緣政策，從而取得利益最大化。
孫權根據孫策的戰略原則，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確實是不斷地轉變對外政策，一會兒與劉備聯盟，一會兒又倒向曹操集團。而且當曹丕和劉備相繼稱帝后，他也不著急追求“皇帝”的虛名，甚至還向曹魏稱臣，但在原則上，東吳則一直維持著一個獨立的王國。
直到東吳實力遠超蜀漢，在建安228年擊敗曹休後，229年孫權才稱帝建國。孫權之所以如此隱忍，就是為了忠實地執行孫策的戰略方針。
但是話又說回來，單靠地理優勢，也不足以抵禦強敵。
於是，孫策還給孫權留有另一段遺言，
並非是《三國演義》中“外事不決問周瑜，內事不決問張昭。”，這句話沒有史料記載。
在《三國志·吳書》中的記載是這樣的：
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這段遺言，我們只看後半段話，意思就是讓孫權大量啟用棟樑之才，以保江東，這是孫策認為弟弟孫權的優勢之處。那麼，孫權在統治東吳方面具體有哪些政治優勢呢？
東吳的政治統治是建立在兩大集團的相互博弈和平衡基礎之上的，這兩大集團就是“三吳豪門”和“北來集團”。
“三吳豪門”指的是
吳郡的四大姓，即顧、陸、朱、張；和會稽的四大姓，即虞、魏、孔、謝；以及後起的吳興郡，周、沈兩大姓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陸遜、虞翻、顧雍、朱桓、張溫、周魴等。
孫權初掌政權時，《三國志·吳書》中記載：“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這段話中的“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的就是
原吳郡和會稽郡的地方豪族。
有趣的是，東吳政權的建立者孫氏家族並不是豪門出身，他們怎麼將三吳豪門收歸門下呢？答案也不復雜，東漢末世大亂，靠的是拳頭，出拳的人就是孫策。
孫策劇照
孫氏真正起家，靠的是孫策領著一群來自北方的“狼”殺回自己的祖籍地吳郡，用武力征服了“三吳豪門”，從他們手中搶到了江東的統治權。
那麼這群從北方來的“不速之客”就是“北來集團”，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的周瑜、魯肅、諸葛瑾、呂蒙、程普、張昭、張紘等。
孫策統治了江東，也因此而被暗殺身亡，刺殺他的就是吳郡太守許貢的三個門客，可見，當時的矛盾相當尖銳。
有了孫策之死的教訓，孫權執政後，為了緩和與江東舊有豪門的矛盾，故而採取了合作共贏的基本政策。所謂的“合作共贏”，其實就是讓這些本地豪門處於半自治的狀態，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足夠獨立的權力和利益，簡言之，就是形成高度自給的經濟形態，
也就是東吳所採取的奉邑制度。
這樣一來，“三吳豪門”與“北來集團”在政治上也實現了平衡，這種平衡一直伴隨東吳政權的全過程，也就是開篇所說的病態的“人和”。
為什麼說是病態的“人和”呢
？在三國時代，曹魏、蜀漢與東吳所採取的政策是不一樣的。東漢選拔人才的標準，主要看道德品行，這是很主觀的標準，卻成為漢代蔡舉制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因此而培育出了豪門世家。
到東漢晚期，這些豪門世家實現了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三重資源的壟斷。這也就意味著東漢的統治體系即將崩盤，在“黨錮”和“黃巾”這一內一外的兩個打擊之下，東漢進入了分裂割據的末世。
鑑於東漢分裂的教訓，所以曹操和諸葛亮走的都是法家的治國之路，目的就是為了矯正東漢的弊病，其政治取向都是“抑豪強，重實才”。
而東吳的政策，從上述的描述中可見，則是延續了東漢的政治形態，沒有打破舊有的政治秩序和勢力格局，而是繼續豪門著姓、世家政治的形態，也因此，有學者說江東才是“最後”的東漢。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東吳所採用的政策並不符合時代發展潮流。曹魏建立之後，曹丕重走“經學”之路，曹魏的世家政治再次迴流。儘管曹丕在用人方面開創了“九品中正制”，但依舊沒有擺脫以門第出身、家庭財產及地位等進行審定人才的標準。
這種“高門”政治一直影響了之後的兩晉南北朝四百年的歷史，直到隋唐出現了科舉制之後，才逐漸改變了人才選拔制度。因此說，東吳的“人和”充斥著一種病態。
從孫氏政權與“三吳集團”的關係來看，他們談不上什麼唇齒相依，因此，孫氏政權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北來集團”，這也正是“北來集團”成員在三國曆史上大放異彩的原因所在。
既然談不上唇齒相依，也就意味著，孫權在經濟上基本得不到“三吳集團”的支援，那以孫權為首的“北來集團”如何解決經濟上的困境呢？有兩個辦法，其一，就是屯田，其二就是盜墓。
因此，孫策在臨終時，說孫權有能力保住江東，但與此同時，孫策前半段遺言也指出了孫權的弊端，就是“與天下爭衡”，孫權遠比不上自己的哥哥和父親。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孫權在接管東吳後，雖嚴格執行了孫策的遺言，不僅保住了江東，還擴大了地盤，但說到以圖天下，他最終還是死在了哥哥的遺言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