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沒有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也許,是跟這個思維定式有關

我們為什麼沒有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也許,是跟這個思維定式有關

不同的人對於未來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這種不一樣的看法就會導致不一樣的態度和行為邏輯。

天有不測風雲,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誰也說不準未來是好還是壞,對此,我們稱之為“不確定性”。

周其仁教授曾在演講中提到彼得·蒂爾對“不確定性”的一個解析,彼得·蒂爾把人們怎麼看未來這個事分為四個象限:

明確樂觀,不明確樂觀,明確悲觀,不明確悲觀。

彼得·蒂爾認為,對於未來,美國企業界是偏向於前兩者,而中國企業界則傾向於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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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彼得·蒂爾的分析和結論未必正確,但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人確實普遍有一種憂患意識。

“老一輩的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歷過饑荒,因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即將來臨……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

每個中國人在讀書時候都背誦過一句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要懂得未雨綢繆,早做準備。

比如在企業界,從任正非到俞敏洪,他們都有居安思危的意識,事實證明他們都是正確的,這種事實又在客觀上加深了人們的悲觀預期,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

這也正是值得我們反省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沒有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也許,是跟這個思維定式有關

網路上有個經常引發熱議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

也許是因為我們缺乏“明確樂觀”的意識,或者說,我們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我們的現實主義和功利性也許是太充足了。

馬斯克曾提到他在準備做火箭的時候,周圍的人都覺得不靠譜,朋友也拿著火箭爆炸的影片勸他打消這個想法,馬斯克自己也認為SpaceX這家公司最終成功的機率只有10%,他甚至做好了失去一切的打算。

還有特斯拉,前景也是很不樂觀,“早期,我認為SpaceX和特斯拉價值為0美元的可能性超過90%。”

試想一下,如果是一箇中國商人,他剛賣掉公司賺了一大筆錢,成了億萬富翁,他會把這些錢全部投入在SpaceX和特斯拉這樣嚴重不靠譜的專案上嗎?(當然這不是說現在,現在已經是“因為看見而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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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當時是怎麼想的呢?他也很害怕,他不是沒有恐懼,因為他很理智很聰明,可以客觀評估這個生意的成敗機率,但是,如果“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足夠重要”,那恐懼不應該是後退的理由,他仍然願意承受一無所有的代價。

他是這麼說服自己的,首先是他真的認為這個事很重要,必須有人做,而且他自己也想做,因此他有很強的內驅力。

其次,既然這個事是正確的,那我也可以做個失敗的探索者(最好是成功的探索者),為後來者積累經驗和教訓,“即使最終失敗了,也會有其他公司接過接力棒,繼續前進。”

馬斯克的表態讓人很難不相信,不然就不能解釋他這樣的聰明人為什麼要去做失敗風險很大的“傻事”。

在中國企業界,數一數那些比較知名的老闆們,他們會願意做馬斯克那種事嗎,他們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和價值觀嗎?很難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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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中國企業的老闆而言,創新的風險太大了,錯誤和失敗是要避免的,他們追求的是確定性的賺錢機會,他們基本不會把錢財、人力和物力消耗在“不靠譜”的事情上,因此有人把他們稱之為“套利型”的企業家。而且因為悲觀的預期,他們就越執著於穩定和保守。

但隨著新一代企業家的崛起,一代新人換舊人,中國企業界的風氣也在轉變,比如新生代的年輕企業家敢於出海了,他們不信“貿工技”那一套,他們樂於冒險,他們願意跟全球的競爭對手過招,他們喜歡不確定性,他們勇於試錯,他們包容失敗,他們把錯誤和失敗視為成長的階梯,中國的年輕企業家也能夠瘋狂到高喊“改變世界”了。

失敗只是一種選擇。如馬斯克所說,如果事情沒有失敗,那就是你的創新還不夠。

周其仁教授提到了以色列,它的面積跟北京差不多,但卻擁有7000多家科技創業公司,它在納斯達克的上市公司數量也僅次於美國和中國。對於未來,“明確樂觀”在以色列的創業者中佔據主流。

人的行為必然要受對未來看法的支配,因此,“‘明確樂觀’的未來觀,是一切經濟、科技革命行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隻有當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數人也可以過上富足生活的現實前景時,人們才可能普遍對未來抱有積極態度。”周其仁指出,中國人要敢想敢做,要積極達成勇於創新的共識,“想法比資源重要,因為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要讓務實的“明確樂觀”在中國抬頭。

實際上,樂觀不是盲目,樂觀是成功者的必備素質,樂觀是一切的希望所在。另外,悲觀者往往正確,他們會賺很多錢,但樂觀者才有未來,他們賺到的錢往往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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