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裕先生訪談（五）：不瞭解先秦書籍，也不能完全瞭解漢唐書籍

陳靜：

《以紙代簡考》[1]以後，您好像沒有再進一步研究紙書。您是什麼時候離開漢唐轉到先秦的？

劉光裕：

我年齡大了，無法只顧漢唐。先秦與漢唐前後相接，不瞭解先秦書籍，也不能完全瞭解漢唐書籍。我大概從2004年離開漢唐，涉足先秦。開始幾年，文章寫得還算順利。像《中國出版史的物件、範圍與分期》［2］這樣的文章，只能涉足先秦以後才能寫出來。《商周簡冊考釋》（2010年）［3］與《簡論官書三特徵》（2011年）［4］這兩篇文章也還算順手，原因是比較熟悉漢唐資料。例如甲骨文中“冊”字，從字形看都是“一長一短，兩編”。“一長一短”指一長一短兩根簡片相間排列；“兩編”指用兩根編繩。我在《以紙代簡考》中考證過自漢至隋唐上千年策書（冊書）一直沿用簡策（北宋策書才改用紙），而且同樣都是“一長一短，兩編”。由此推斷在商周時期，“一長一短，兩編”為“冊命”的專用簡策。既有專用簡策，必有通用簡策。通用簡策的簡片理當是長短整齊一致，編繩則兩道、數道皆可。像商周史官記事、醫官藥方、諸侯“簡書”所用理當是長短一致的簡策。再如，

自漢代開始作者都在作品上署名，代表作者享有著作權（署名權）。根據這一點，再看漢以前官書與子書的作者都不署名，可知漢以前作者一概不享有著作權（署名權）。中國古代史是連續的，未有間斷，故而掌握後代的資料，有時可以用來解釋或理解前代的事情。

2011年開始著手寫《孔子與官書制度》［5］與《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6］。這兩篇文章約九萬來字，寫了四年半，一月平均不到兩千字，寫得十分艱苦。到2016年初才返回漢唐。滯留先秦十二年之久，是原來沒有料到的。我文獻功底不如人，查閱文獻資料太費功夫，可能是原因之一。此外，有些問題發現了，其中道理一時難以想通，也是一個原因。例如，是否要寫商周時期的口述文化傳統，長期猶豫不決，不敢動手。我撰於2001年的《簡帛時期書籍流通資料》（載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已收進許多口耳相傳的資料。可是，對於官書早已存在，為什麼還要口耳相傳的原因，總是想不通。以前，不少學者認為是“簡牘繁重”，一開始我是同意的。後來，想到先秦的諸多口傳作品都在西漢錄為文字，而西漢仍用簡牘，可見“簡牘繁重”不可能是主要原因。這樣想來想去，直至寫了《簡論官書三特徵》之後，才略知其中緣由。鑑於官書三特徵長期存在，由此決定官書從來沒有成為社會傳播工具，

官書時期，文字作品很少在公眾間流佈，所以與官書三特徵相適應的社會文化，只能是口述文化

，也必然是口述文化。

《左傳》記春秋時貴族“立言”，如子產、叔向、叔孫豹等。這些“立言”者只將內容口述，再由史官用文字記錄下來，他們自己不將口述內容著為文字作品，這就是口述文化的典型表現。章學誠說“私門無著述文字”（《校讎通義·原道》）。“私門”指貴族。貴族沒有文字著作，彼此交流不以文字為媒介，主要靠“口舌傳事”，所以春秋以前長期存在口述文化傳統，當為不易之事實。把諸如此類的道理想通了，動手寫《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中“以文字取代口述”這一節，倒是困難不大，可是時間已經到了2015年。

陳靜側記

先秦出版問題，是出版史研究中最困難的部分。這一時期，書籍材料為竹木簡，與之相關的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雖然研究成果較多，但集中於書籍形制問題，且往往說法不一，特別是在流通領域，幾乎看不到系統而有說服力的成果。出版史論作大都有意簡化或迴避先秦階段，只是圍繞一般的簡牘形制以及簡書種類等做做文章。劉老師考慮清楚漢唐書商問題後，對漢唐書籍的流通問題有了一個比較通透的看法，隨後即轉入先秦，他說，這是最難的一段，做得人少，所以，他要來做。

劉老師對章學誠頗為看重，他說章學誠的史觀是保守的，不值得學習，但他很多問題看得很通透。劉老師對官書的理解，就受章學誠啟發。以我淺見，對先秦“口述文化”的產生原因，迄今為止，以劉老師結合官書特徵的闡釋最具說服力。老師在不疑處存疑的精神同樣讓我印象深刻。先秦時期口述文化的產生原因，以“簡牘繁重”的常見觀點來解釋，看上去也沒什麼毛病，但劉老師卻不滿足：“先秦時期，官書早已存在，為什麼還要口耳相傳？先秦的諸多口傳作品都在西漢錄為文字，而西漢仍是用簡牘的，可見‘簡牘繁重’不可能是主要原因。”正是這些針對常見觀點的質疑，催使劉老師深入思考，進而寫出了《簡論官書三特徵——不準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該文結合中國社會的特點，全面闡述了先秦書籍之特徵。

2004年後，劉老師轉向先秦。有時，他想通一個問題，會打電話跟我聊，常常一說就是幾十分鐘，我聽得有趣，老師講得也起勁。有一次，劉老師說，做研究是需要跟人討論的，有時他跟我講著講著，會突然產生靈感。在跟隨老師做出版史初期，劉老師曾讓讀他的一篇文章，問我的意見，我剛剛入門，看來處處新鮮，有一段讀了好幾遍才明白，遂請教老師，我的理解是否準確。過了幾天，劉老師突然跟我講，他重寫了這一段，因為我讀了好幾遍，說明他沒寫明白。老師說：看，你對我幫助還蠻大的呢。

在先秦階段的研究中，劉老師寫得最舒暢的文章是《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那大約在2015年春夏之際。近些年來，每到夏季，老師都要到濟南南部山區住上兩三個月，他在那裡有一套小房子，濟南的南部靠近泰山，山勢起伏，空氣清爽，老師帶上膝上型電腦，在南部的小房子裡，幾乎是一氣呵成，寫就了《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當然，這之前的準備工作早就做了好幾年。今年6月，老師依然到山上避署，期間跟我電話聯絡，感嘆說，自己真是老了，無法回到當年寫《子書崛起》時文思如湧的狀態了。

今年夏天，劉老師要修訂他的兩部書稿——《蔡倫造紙與紙的早期應用史》和《劉光裕編輯學文集》。這兩部書稿本擬於2020年完成，但就在2020年的上半年，劉老師因高血壓住進了醫院，書稿的事就中斷了。出院後，老師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休養。他反覆跟我說，高血壓的事他大意了，因此延誤了書稿，心裡很不安。好在這個夏天，老師身體恢復得不錯，遂在山上的小屋裡，投入了書稿的修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