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在華人世界是經典的存在，影響了好幾代人。那在外國人看來，中國的武俠小說，又是怎樣的存在呢？
2021年8月，英文版的《射鵰英雄傳》在美國亞馬遜登陸。在英國的宣傳語是“中國的《魔戒》”，在美國的宣傳語是“東方的《冰與火之歌》”。
金庸的武俠小說，連載於1955年，在那個沒有手機和電腦的時代，金庸的小說就是人們茶餘飯後的樂趣和談資。金庸自己說過，如果不是為了報社的銷量，他是不會寫什麼武俠小說的。
這種被逼無奈的境地，反而寫出了經典，可見金庸的格局和胸懷有多大。這一點，可能劉慈欣和當年明月都有同感。
在《射鵰》英文版出版之前，金庸有3部小說被譯成英文，包括《雪山飛狐》《鹿鼎記》和《書劍恩仇錄》，這三部作品被當做香港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教學研究資料來用。
金庸的小說，在西方世界是出了名的難翻譯。
英文版的《鹿鼎記》，翻譯者叫閔福德，曾經翻譯過英文版《紅樓夢》。翻譯《鹿鼎記》用了4年，比金庸寫這部小說還長。
他說《鹿鼎記》比《紅樓夢》更難翻譯，因為《鹿鼎記》根植於中國傳統。
一個外國讀者，去揣摩大觀園裡男女主角的言行，多少能有一些感同身受，因為《紅樓夢》達到了人們精神世界的共性。
但是讀《鹿鼎記》，不知道中國的傳統文化，不知道社會的人情世故，就不懂主角的想法和邏輯，什麼是江湖義氣，什麼是忠君思想，故事在諷刺什麼，外國讀者是一頭霧水，只有中國讀者才懂得其中奧義。
《鹿鼎記》翻譯了4年，《射鵰》翻譯了10年。譯者有兩位，其中一位是瑞典姑娘，中文名叫郝玉青，丈夫是臺灣人。另一位譯者叫張菁，父親也是傳統報紙傳媒人，她從小讀金庸長大，2018年加入了郝玉青這個翻譯的專案。
翻譯《射鵰英雄傳》具體難在什麼地方，兩位譯者又是怎麼解決問題的？
從語言和文化上講，翻譯工作的難度是雙向的。讓翻譯小說適應英文讀者的文化經驗和語言習慣，讓他們讀起來順暢，理解起來容易，這叫作“歸化法”。
現在的短影片主播講外國電影，省略了人物的名字，男的全都叫“大壯”，女的全都叫“小美”，就是最簡單粗暴的“歸化翻譯”。
相對應的是“異化法”，就是譯文要保留和貼近原文的內涵。比如英文版《射鵰》裡，“江湖”這個詞該怎麼翻譯？
用中文和中國讀者說清楚“江湖到底是什麼”，都可以單獨寫一本書，而且我們每個人的認識和體會還不一樣。
《射鵰》的譯者在這裡也不得已用了“異化法”，針對不同的情況，有的時候是直接意譯的“Rivers and lakes”，有的時候就是音譯的“JiangHu”，如果把江湖翻譯成幫派或武林同盟，好像都不太對。
在思想傳達上貼近中文，在具體行文上貼近西方的閱讀習慣，不過，這只是一種理想的平衡策略，其實是非常難以實現的。
除了翻譯之外，原著中的哪些品質應該保留呢？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如果你讓孩子讀金庸的小說，其實是想讓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發生興趣，建立一種體驗，這是金庸武俠對華人世界的貢獻。
但是西方讀者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保持閱讀的興趣是首要的，這樣他才會對中國文化產生進一步的興趣。
郝玉青是發起者，她先翻譯了第一卷，張菁的工作是貼合她的思考方式和文字感覺，兩個人同步了以後，就開始穿插工作，互相參考對方的翻譯和理解，保持翻譯文字的一致性。
她們認為，金庸小說的核心魅力在於一股動力，能夠讓中文讀者在幾天幾夜裡一口氣地讀完，又急著去找下一部《神鵰俠侶》，所以翻譯的核心工作是保持住這種動力。
最難的是翻譯武功打鬥場面，譯者必須要減少閱讀障礙，對一些東西做簡化，才能讓讀者保持住流暢的閱讀快感。
她們的總體方法是：去掉金庸文白夾雜、用詞典雅的語感，符合現代英語的簡潔習慣。她們也不會用新的流行詞彙去翻譯金庸，儘量使用在英語世界裡已經有一百年以上歷史的詞。
她們還得把原文拆分成了更簡短的段落和句子，好去對應武打場面的節奏感。金庸寫武打場面的時候用的是鏡頭語言，一會兒用郭靖的視角看歐陽鋒，一會兒用歐陽鋒的視角看郭靖，來回不停地跳動，這種寫法在英文小說裡是很少見的。
這種總體原則的合理性是更重要的。郝玉青說，她知道金庸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的分量，自己必須“懷著一顆謙卑的心”來翻譯。
讓她敢於做這樣選擇的原因是：譯者的職責在於“創造新的對話，激發新的興趣和討論”，“最糟糕的是你把每個詞都翻譯準確了，但譯作讀起來卻毫無生趣，這完全喪失了文學翻譯的意義”，“小說是一種充滿娛樂性、創造性的文學形式，用另一種語言，尤其是與漢語完全不同的語言，再現和保留這些特性，需要一定的靈活性。”
所以說，相對於翻譯的遺憾，一部好作品沒有被翻譯才是最大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