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是文學與生活的元素之一。文學和生活互相復刻。如果說有什麼電影可稱為“真實的昨天，真實的今天，真實的明天”，《卡薩布蘭卡》是其中之一。
電影開頭，渾厚的男聲旁白，配合著地圖上游動的粗線和人群攜老扶幼的畫面：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臨近，無數困在歐洲的人們將目光滿是希望或絕望地投向仍處於自由的美國，里斯本成為最大的中轉站，但並非每個人都能直接到達里斯本，於是一條艱苦、迂迴的逃難路線出現了——從巴黎到馬賽，越過地中海到（阿爾及利亞城市）奧蘭，然後搭火車、汽車或步行，沿著非洲海岸線來到法屬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在這裡，人們憑花錢、影響力或運氣，可能會取得離境簽證趕往裡斯本，再從里斯本到新大陸，不過其餘的人則在卡薩布蘭卡，除了等待還是等待……
以前只覺這開場很迅速地營造出濃重不安氣氛，這次，旁白中反覆出現的“里斯本”，忽然讓我想起《西線無戰事》作者雷馬克最後的長篇《里斯本之夜》。《卡薩布蘭卡》結尾，忍痛割捨摯愛，將寶貴的通行證和機票給了褒曼夫婦的鮑嘉，在晨霧中不動聲色目送兩人走向飛機——那一幕異常感人，但以前竟從未想過，兩人搭乘的航班飛向何處？原來卡薩布蘭卡和里斯本，是一條逃亡路線上緊密關聯的兩個中轉站。《里斯本之夜》描繪，二戰時的葡萄牙海岸成了最後的希望所在，里斯本開往紐約的郵輪，是歐洲通向美國最近的航線。
小說故事也發生在1942年，里斯本聚集了許多等待前往美國的流亡者。一個深夜，素不相識的“我”和約瑟夫·施瓦茨在碼頭相遇。“我”為自己與妻子沒有船票而焦慮徘徊，施瓦茨卻表示願意送出兩張船票給“我”，條件只有一個：聽他講述自己的故事直到天明。反納粹的施瓦茨，曾被身為蓋世太保衝鋒隊中隊長的妻弟告密關進集中營，他逃出德國，幾年後冒險潛回家鄉探望妻子海倫，海倫堅決地和丈夫一起離開，兩人輾轉瑞士、法國、西班牙，逃過種種追捕與監禁分離又重聚，而當他們意外得到了去美國的簽證，千辛萬苦到達里斯本，卻在最後關頭不能登船去往“應許之地”……
小說十分好看。開頭就寫泊在港口的那艘巨輪：“我目不轉睛地瞅著那條船。它亮著耀眼的燈光，停泊在塔霍河上……那條船正在為出航做準備——如同洪水時代的方舟一樣。它確實是一艘方舟。在1942年的那幾個月裡，每一艘離開歐洲的船都是方舟。亞拉臘山乃是美國，而洪水還在一天天上漲……”
和《卡薩布蘭卡》描述的逃往摩洛哥的路線不同，《里斯本之夜》借人物之口敘述了另一條歐洲流亡者之路。施瓦茨問：“你聽到過‘苦路’嗎？”“誰沒有聽到過呢？它從比利時一直通到比利牛斯山。”
“苦路”出現在小說裡是一種轉喻。二戰時這條大規模撤退的“苦路”，是在德國入侵比利時並突破馬奇諾防線後開始的。“最先是一輛輛汽車，高高地堆放著傢俱和被褥，後來是各式各樣的運輸工具，運貨馬車、手推車、嬰孩車。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後是無窮無盡的步行的人流，在明媚的夏天向南湧去，一路還被俯衝轟炸機追逐著。”失散了的家庭成員用煤塊、粉筆、油漆或其他任何可以使用的東西，把姓名和音信寫在牆壁、房屋的正面和路牌上，成為一種近似路邊公報的東西。已流亡好幾年，一直在躲避警察的人們還發展出一種“地下鐵道”，一種通訊網，“從尼斯直通到那不勒斯，從巴黎直通到蘇黎世：一些可以信賴的朋友，從他們那裡能得到新聞、情報和忠告，必要的時候他們還能留你宿一兩夜……”
大瘟疫的死亡人數往往超越戰爭，人們常把兩者相提並論，但細究之下，畢竟還是有太多不同。
幾年前我去過里斯本，在開闊而景色如畫的塔霍河岸漫步時，曉得它是伊比利亞半島最大的河流，在里斯本注入大西洋。那時還沒讀過《里斯本之夜》，不知道雷馬克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下面是那條河，河是自由和生命。”
哪裡才是人類真正的“應許之地”？80年後，雷馬克已經無法回答。（餘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