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當高考不再必然改變命運

英國導演邁克爾·艾普特從1964年開始拍攝紀錄片《人生七年》，採訪來自英國不同階層的十四個歲的小孩，此後每隔七年回訪一次。

40多年拍下來，富人的孩子基本上一直沒有偏離精英“傳送帶”，從富人區中小學到牛津劍橋，再進入律師媒體之類精英行業。底層的孩子，從來沒有、似乎也沒有爭取去突破頭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經歷了輟學、早婚、多子、失業等底層命運。

那麼，階層固化——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的毛病”，會傳染到今天或者明天的中國嗎？

J君當年備戰高考時大概聽了三百遍周杰倫的《蝸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總有一天我有屬於我的天。年輕人彼時的全部夢想都押在兩三天裡那幾場考試，高考改變命運是常談——姑且將之稱為蝸牛夢吧。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早就有了一部著名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是這樣描述了美國夢的幻滅：蓋茨比縱然靠著灰色生意的逆襲完成了財富積累，也並不能進入他心儀女孩所在的上流社會。

下面這個描繪代際流動的座標系被命名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主題跟同名小說一致，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提出。在圖中，座標越靠右意味著社會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而越靠上意味著階層更加固化。

單從這張圖來看，中國人民比美國人民更難以跳脫出父輩的階層——即便你唱再多《蝸牛》，但是這張負能量座標圖告訴你現實很可能是：辛辛苦苦爬了幾十年，看到的天也沒啥變化。這倒也符合中國傳統認知，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

這幾年中國的階層向上流動的問題，民間熱議頗多。要考察這隻蝸牛是不是真的能爬出另一片天，我們再看看其他資料。

階層之間的差異，主要還是掌握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不同。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厄迪表示，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最終還是經濟資本。那麼J君就簡單粗暴地用“錢”來考察一下這個問題：來看看中國家庭收入結構的演變。

感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從1985年至1995年，大家收入差別並不大，非常平等地一起窮著。但在那之後，群眾們的收入分化逐漸變大，越來越多的人衝過溫飽線，並且向上衝的速度越來越快，這應該就是那群先富起來的人。

同時，低收入人群數量在進入21世紀後便逐漸減少，中產部分實力越來越壯。這意味著，那十年間的中國，從下到上的渠道格外通暢，大路寬廣任君走。不過，經歷了這段時間衝刺，廣大低收入群眾和一小撮富裕群眾的差距越來越大，基尼係數也衝過了過警戒線，中國的收入分配已經非常不平等了。

隨著中國一步步邁入經濟不再高速增長的“新常態”，不幸晚生好多年的年輕人關心，我們還趕不趕得上好日子，會不會有機會透過艱苦奮鬥一躍進入社會更高層級？

J君提取了瑞士信貸近幾年全球財富報告，看到中國自2011年往後，財富值在1萬美元以下的低淨值人群數量反而逐年略有增加，而擁有財富在1萬至10萬美元的中等淨值人群，逐年減少了一些。

不過，從中產晉升百萬富翁的數量略有增加，但是跟龐大的基數相比，也是比例極低。不樂觀地總結一下：中國這幾年的財富分佈已經比較穩定，“階層固化”這種詞語從發達國家漂洋過海來到中國。

對於年輕人來說，這基本上是“拼爹”的代名詞。“寒門再難出貴子”這種論調，也能獲得相當多共鳴。這並不完全是壞事，階層穩定也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嘛。父母的收入差距可以透過教育資本、社會資本等途徑反映到子女的收入水平當中，這也表明了社會的體系還挺完善，資源換取都比較公平。

只是對於父輩財富處在較低階層的人來說，這個結構的社會看起來十分不美好。

在改革開放初期那一輪大規模階層提升中，受過高等教育成為向上衝的一大利器，一個個讀書改變命運的案例活生生在大家身邊出現，這直接導致不少人認為只要上了大學就能變個天地。

很遺憾，時至今日，過去大多數人視之為命運轉折點的高考，魔力恐怕並沒有那麼大。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專案中，資料分析結果顯示：

在中國境況因素對教育結果有著顯著影響，在各個地區、各出生年份佇列中，一系列事先確定的、與個人品德和努力無關的境遇對教育獲得有明顯的影響。如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長、父母的黨員身份、非農戶口都對個人的受教育年限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古代也這麼回事……在一篇《從74位狀元的家世看唐代科舉的實際選才範圍》的論文上看到：唐代有家世資料的74名狀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69人，佔92％，而且其中家世較顯赫者就有59人，佔79。73%。出身相對“寒素”者僅5人，佔8%。也就是說，唐代的科舉考試主要是在社會上層中選拔人才，中層的都很少，更不用說下層了。

還有研究專門統計了1952年-1999年北京大學學生父母的職業分佈，幾十年來佔據大比例的都是專業技術人員，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的比例逐年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