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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刻相對論：刻道與書法的辯證統一》
胡川隆 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非遺專案“留墨石刻”傳承人胡川隆先生多年思考、實踐成果與報道結集
★新時代漢字藝術演變發展的一次探索
★龍華寶地，孕育刻道新說；上海非遺，見證留墨石刻
作者簡介
胡川隆，1949年生於上海，自幼酷愛中國書法，長期從事漢字藝術，“刀筆合一”的實踐和基礎理論研究，在大理石上由傳統刻字換新為留墨石刻技藝，先後創立樂幫龍華留墨刻石社、上海刻道書畫院，留墨石刻於2007年列入徐彙區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曾獲上海市優秀髮明獎。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胡川隆關於非遺專案留墨石刻、書法、傳拓等研究文章和相關媒體報道，並配有數十幅非遺留墨石刻作品，是作者在留墨石刻方面研究成果和報道的一次彙集。
精彩書摘
留墨石刻是一種在傳統青石碑刻、花乳篆刻及嘉定竹刻留青技法等基礎上形成的雕刻技藝。這項技藝兼用陰刻雙刀與陽刻手法，並巧用石材的自然墨色美，恰到好處地表現了書畫的墨色神韻和拓片的金石氣質。
20世紀以來，留墨石刻技藝在以上海徐彙區龍華街道為中心的原上海縣杜行召樓鎮、漕河涇鎮、龍華鎮一帶頗為流行。歷經多年的磨礪與演變，現在留墨石刻已經成為一種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民間石刻技藝。2007年，留墨石刻被列入上海市徐彙區第一批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一、 承傳統工藝 推大理石刻
雕刻藝術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根據載體形式，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種類又可以分為竹刻、石刻、木刻、硯刻等。其中所謂的“石刻”，就是將文字、圖畫等鐫刻在石料上的技藝，其成品在東漢以前被人們稱作“刻石”。著名的泰山石刻，就是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臨泰山時，大臣李斯等為歌頌始皇帝統一中國的功績而刻的石碑。到了東漢時期，石刻成品的種類已大致完備，可分為碑碣、墓誌、摩崖、石闕、石經、造像、石刻影象（如漢磚）、刻帖等。這些類別當中又以碑碣居多。石刻藝術自東漢以後全面興起，全盛於唐代，歷宋、元、明、清而一直未衰。
古代以碑碣為主的各類石刻作品主要是用青石作為刻製坯料。到了後來，用於篆刻的花乳石也成為人們刻石的好材料。青石作為石刻用料的好處在於它不但產量大，開採成本相對低廉，而且質地細潔，結實耐用，刻製出來的成品頗具古意。花乳石之所以能在明代以後一躍成為篆刻使用的主要材料，就是因為它的質地鬆軟，易於上刀鐫刻，又有著豐富的色彩，比金屬材質更能呈現出一種自然的美感。更重要的是，用它刻印的作品極富表現力，朴茂遒麗的刻繪字跡，會給人以從容蕭疏、一氣呵成之感，並時時透露出一種古樸渾穆的金石氣質。
與青石、花乳石相比，大理石則更加耐蝕而堅硬，並且擁有青石、花乳石在刻字方面的雙重優點。20世紀初，位於龍華的上海大理石廠及廠外的能工巧匠們採取陰刻雙刀的石刻手法，用大理石刻將傳統的青石刻取而代之。從此以後，越來越多采用大理石材質的碑刻及其他手刻工藝品在上海龍華地區應運而生。經過半個世紀的創新、琢磨與開拓，大理石刻製品已相當成熟，它不僅比傳統的青石刻更具實用性，而且形制美觀大方，欣賞價值高，併為本地區傳統石刻技藝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前 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位於龍華的上海大理石廠學習時，發現在大理石上可以恰到好處地表現書法、刻字的自然墨色之美，這無疑預示著中國漢字發展史上繼甲骨、青銅、竹簡、木簡、碑石、花乳石等不同漢字載體轉換演變之後的又一次創造性轉化。1995年，我從上海金山農民畫院陶藝研究所的本地陶版材料上獲得啟發，開拓了集自書、自刻、自拓於一體的上海陶版彩拓系列新品種。1997年，因上海大理石廠瀕臨倒閉，我成立了樂幫龍華留墨刻石社，以大理石為載體，融合傳統書刻，“雜交”培育出了新一代留墨石刻、刻道、字道。因我於2009年退休，2010年，樂幫龍華留墨刻石社轉為上海刻道書畫院。透過刀筆合一、書刻同道的不斷實踐，我反覆論證了“書刻相對論”，從而打開了漢字藝術與漢字科學相互交融發展的大門。
簡而言之，留墨石刻是傳統書刻文化在改革開放新時代中發展出來的新成果；“書刻相對論”的提出，為科學構建完整的漢字藝術體系奠定了理論基礎。
上海刻道書畫院
徐彙區非遺專案留墨石刻傳承人 胡川隆
2021年6月12日於龍華社群
書影欣賞
資料：上海辭書出版社
編輯：段鵬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