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滿是個賣糖稀的。這段記憶在童年斑駁的記事本里異常清晰。上世紀70年代前後，祖國大地上叫公司的地方大概只有百貨商店了罷。阿滿賣糖稀的地點就在瀋陽市和平區“民富五里”西大街百貨公司門前，那地方是我童年的視野裡最繁華的地方，相當於現在瀋陽的太原街商業街或者皇寺廟會、北京的王府井。
透過我的長期觀察，阿滿有殘疾，雙腿站不起來，坐在安裝四個軸承的幾片木板上面，移動時需要兩支鐵釺來回撐，就像滑冰車那樣。整個夏天，他周圍盡是些賣洋菇孃的、賣翠綠色燈籠果的、賣烏米（高粱穗子上的真菌）的——那年代物資匱乏，這些可都是饞嘴萌娃的心頭好。秋天的時候，還會增加賣菱角和雞頭米的、賣山裡紅的、賣山釘子（一種野果子）和放洋電影的，都是招引小孩子好吃和好玩兒的東西。
阿滿髒了吧唧看不出顏色的穿戴在這群人中間並不顯眼，亂蓬蓬的頭髮下是一顆碩大的頭而且總是低沉著，讓我至今說不好他的年齡和長相。每次見到他，都是脖子上掛一個綠書包用來裝零錢，座駕前擺著一個鋁製飯盒，盒蓋上放了幾根小竹棍，應該是冰果棍吧我想。每當有小屁孩來買糖稀，他就慢悠悠開啟飯盒蓋子，用兩根小竹棍絞起一團遞過去，給多少當然是根據錢多少嘍，那年代小孩子零用錢極少，無非是一分錢、二分錢、三分錢的，最奢侈是買五分錢的一大團。
大孩子們有的嫌阿滿穿得髒、手黑，不買他的糖稀。但我認為阿滿的糖稀在那條街上是最好的。原因有三，一是他的飯盒蓋總是蓋著，有人買才打開，少有灰塵。二是他的糖稀濃稠剛好，琥珀色的真好看真甜呀。三是給的多——至少是二姐為我買的時候給的多，買二分錢的相當於五分錢的呢。其他孩子說就因為二姐是一個長得乾淨、穿著漂亮“布拉吉”的小姑娘，在那一片相當出眾，但我不這麼認為。
糖稀之於我的童年，不僅僅是玩具和零食，更意味著快樂、甜蜜和忍耐，現在提起這東西我還有一種要玩一玩的衝動。因為阿滿的緣故，糖稀還隱隱地暗示著離我的時空很遙遠，但卻真實存在的苦難。
每次逛西大街去，大姐和二姐總是買幾分錢的菇娘——回來後，兩個人一五一十地分好了裝在胯兜裡，黃橙橙、熟透的菇娘最先被吃掉，剩下有些青綠色的，找來炕笤帚扯下一根小棍，把菇娘瓤小心翼翼地透出來，然後得意地放在嘴裡“吱吱”地一咬就是半天。而我不要菇娘，就要糖稀——又能玩又能吃多好。有一次，二姐從阿滿那裡買來糖稀，我從上午一直玩到天黑也沒捨得吃，兩根小竹棍絞呀絞呀，最後糖稀由琥珀色變成了奶白色——這是我童年裡除了鑽研鞭炮之外又一個經過實踐發現的秘密！
對阿滿的糖稀印象深刻，是因為見過他和別人打架。有一天西大街特別熱鬧，幾個大孩子不知為什麼在圍攻阿滿，阿滿坐在木板上輪著鐵釺嚎叫著誰也靠不了前，一個小子用木棍把他裝滿糖稀的鋁飯盒打翻了，一股液體的琥珀緩緩地流淌出來在泥土上蜿蜒著。他被激怒了，用鐵釺撐著帶軸承的木板車追著、嚎叫著，街面一時大亂。路過的大人們喝斥說：“嗨，惹乎他幹啥，孤兒寡母的！”聽大人們說，阿滿的母親是團結路一所中學的教師，阿滿的雙腳畸形生下來就不會走路，父親是現行反革命在監獄裡呢。
小時候的歲月總是顯得漫長，看著阿滿在固定的街角賣糖稀，好像成了童年那段浮光掠影裡的一部分。直到有一天，這幅水彩畫一樣的光影破碎了。那是一年深秋吧，沈城早晚開始有霜，大白菜都下來了，在街道旁壘成一道道近一人高的白菜牆。那天下午在百貨公司門外賣副食那地方開了一場批鬥會——知道是批鬥會是因為有人喊口號還敲鑼。那年代文娛生活貧乏，街面上有一點動靜馬上就會聚集一大群人，我人小總是擠在最前面。只見臨時圍成的會場中間一箇中年女人低著頭手被綁在身後，脖子上掛了兩隻黃膠鞋和一串白熾燈泡。喊些什麼口號，揭發些什麼事蹟已然記不清了，那人影憧憧的情景今天想來就像回放一部默片。總之喊口號的揮著拳頭慷慨激昂，看熱鬧的群情激奮，甚至還有鬨笑和稀稀拉拉的掌聲。
不知什麼時候，人群背後傳來一聲撕心裂肺的嚎叫——人牆裂開一個口子，只見賣糖稀的阿滿坐在木板上雙手狠命地抓住有些打卷兒的頭髮愣愣地看著那個女人。那女人猛抬頭，喊了一聲“滿——”，就渾身發軟癱了下去。人群一下亂了，街道革委會的幾個胳膊上戴紅袖標的人把那女人拖向不遠的衛生院了，人群繼續跟著湧向街道衛生院。阿滿什麼時候走的，沒人知道。
轉眼那一年的冬天來了。剛飄過小清雪的一個上午，聽說北面火車道軋人了。我和小夥伴亞民悄悄來到鐵路道口附近，不敢靠前。只見一群人在鐵路邊圍著一具蓋著稻草蓆的殘缺屍體，鋪滿碎石的路基下面不遠是安了軸承的木板小車。
當時我就想，再也買不到阿滿那樣好的糖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