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鄉心》事關鄉愁。
在片中，鄉愁寄居的場所，有點獵奇性，叫紅包場。曖昧的歌廳，搖曳的燈光，容納的自然不只是鄉愁。似乎有點奇怪，一種聲色場所，鄉愁卻成了它的頭號主角。唱著老歌的歌女，越來越老的遊子，經過年復一年的相處，變成共存共亡的群體。遊子越來越少，紅包場也幾近消亡。
當所剩無幾的紅包場，已然退化為吸引力欠佳的奇觀式旅遊場所，《拂鄉心》這樣的電影，就像是輓歌般的存在。但它的重點，不是獵奇，不是場所，而是人。
初當電影導演的秦海璐，沒有過於追求形式與風格，面對特殊場所、特殊人群，她的鏡頭相當樸素，獵奇性被降到了最低。主人公蔣生，走在街上，步入紅包場，就像進入他的家。他假裝一切如常，不動聲色地變賣家產，自己給自己操辦後事。他沒有家人，年過八旬，肺癌晚期，死亡迫近，也改變不了他的日常，但鄉愁可以，這才是他最大的病，終生難愈。
因為鄉愁，蔣生和他那樣的人，生出了一種共同的趣味，他們喜歡年份已久的流行曲，愛聽各式各樣的思鄉歌，進而催生了紅包場。因為鄉愁，遊子和歌女建立了一種別樣的聯結，像情人但不是情人，像家人但不是家人，紅包場裡，始亂終棄的故事應該不少吧，但也有像蔣生和阿珍這樣的關係，有情有義，有浪漫，也有可以稱為愛的時刻。因為鄉愁，蔣生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歸鄉的執念至死不休，死了，骨灰也要送回老家。因為鄉愁，蔣生的舌尖，頑固地保留著故土的味道。
所以，鄉愁是種病，一種美麗而痛苦的病。
《拂鄉心》用力的地方，倒不在於提煉出某種抽象的情緒，或高遠的主題。儘管，紅包場和那些遊子的歷史，往裡探望一些，就會探到歷史的痛點；蔣生面對死亡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拔高一點，就可以朝著哲學的高度去了；人的孤獨，老年人的困境，多想一點，也有著深刻的社會學意義。
它只是負責展示，最多，在某個短暫的片刻，浪漫一下，或抒一下情，還是以相對比較剋制的方式。它擁抱細節，辣椒醬、素面、紅包、書信、帽子、墨鏡等，有的承載著較強的符號意義或敘事功能，有的細節只是細節，它們似是日常的柴火，聚攏在一起，讓鏡頭燒出了意味豐富的煙火味道。
我們會記住蔣生愛吃辣椒醬，在意兩種缺失的配料，會記住他的臉，會記住他說話的腔調，記住他的體面，他的豁達，他的苦痛。細節可以抵向情感，引發哲思，變換為情緒。在特殊與普遍，奇觀與日常之間，細節是唯一的橋樑。我們不必經歷蔣
生或
阿珍的生活，但能切身感受他們的情緒。
再獵奇性的場所，只要是人搞的，扒開細節來看，無非是共通的人性邏輯。再特殊的群體，也有著相似的日常與困境。秦海璐一開始願拍這片，或許有被題材性質的特殊性給吸引，但她的執導思路，無疑是冷靜而清晰的，按生活流電影的路子，鋪滿細節，生動的、熠熠生輝的細節，用細節構築一切，構築徹骨的鄉愁。
面對一個特別容易滑向獵奇、淪為煽情通俗劇的故事，秦海璐在大部分時刻，抵抗住了劣質戲劇性的誘惑，這很難得。不憤怒，不冷酷，也不燙人，電影的溫度剛剛好。
演員集體表演上乘，成全了秦海璐的表達。對於如今的觀眾，常楓、葛蕾、雷恪生、梁丹妮這些演員的名字，或許顯得有點陌生，不可能具有多好的流量功效。但作為導演，秦海璐選擇演員，顯然沒有過多考慮陌不陌生，她更在乎的是合不合適。飾演蔣生的常楓，應該會拿不少影帝提名，而他的表演，也是內斂的，不劇烈，不外放。他和導演一起，穩住了電影的溫度。
“有家的時候回不去，能回，家都沒了。”體會蔣生他們的鄉愁，不消費他們的鄉愁，《拂鄉心》確實有顆拂鄉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