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文/紫塵靜雪

在巴金的很多作品裡,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小說都能反映深刻的社會文化,比如《激流三部曲》,不過在這些作品中,大多沒有涉及到婆媳關係。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而《寒夜》則不同,他在這部小說裡,用了很多筆墨對婆媳關係進行描寫,透過多層次的生活場景描繪,深刻剖析了婆媳矛盾。

巴金透過《寒夜》,讓我國社會中的真實婆媳形象躍然字裡行間,而且不管是婆婆還是兒媳的形象,都極為豐富,多角度深入地探究了因社會文化差異而引發的婆媳矛盾。

一、形象真實有個性的婆媳——汪母、曾樹生

在我國社會家庭中,婆媳關係其實非常重要,不過很多文學作品對這一關係的涉及都比較少,巴金早期的小說也對這個關係進行了簡化或是避開,不過在《寒夜》中,作者將婆媳設計生活在同個屋簷下,透過真實而又常見的生活場景,塑造了個性豐富、形象貼合現實的汪母以及曾樹生。

《寒夜》中,汪母不僅僅是婆婆的角色,她的形象還糅合了普通女人、母親兩個角色。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她身上有我國傳統家庭婦女的影子:肯犧牲、肯奉獻;不怕苦、不怕累;勤勞、要強等。這是她作為汪文宜的母親所具有的正面形象。

而她作為曾樹生的婆婆,她帶有自己所經歷過的時代思想特點——封建父權思想。所以她期望兒媳尊重她,她渴望擁有長輩的威嚴,她認為兒子作為一家之主,可以對兒媳實行各方面的管制,而自己作為長輩,理應獲得兒媳的服從。

在小說中,她總是教唆兒子樹立在家庭中的絕對話語權,並以此壓制兒媳,不接受兒媳和兒子共同開創教育事業;在和兒媳發生矛盾時,她不願意講和,不惜說出“我寧肯死,也不要看見她“的無理取鬧之語。

汪母因為成長的時代背景,深受封建綱常文化薰陶,所以年輕的她在丈夫去世以後,以“貞潔”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因而一直守寡帶大汪文宜,由此而帶來的孤獨,導致心理狀態扭曲,出現了戀子情結,因而對兒媳極盡可能地排斥,羞辱兒媳未婚同居。

汪母的晚年因為汪文宜的英年早逝而孤苦無依。

她的形象讓人同情,也讓人痛恨,就像我們身邊常見的婆婆,她們的遭遇大多是悲劇,然而她們自己也成為了悲劇製造者。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曾樹生在《寒夜》中的角色定位是職業女性,她出生在封建文化被推翻之後,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她不同於汪母的傳統封建女性形象,她會打扮,年輕的生命充滿活力,對婆婆、丈夫都秉承著“人人平等”的原則相待。而且追求自由,追求個性,所以她因為愛情,敢於婚前同居。

也正是因為她的我行我素,不屈服,和汪母的矛盾變得無法調和。

在小說裡,曾樹生的“我行我素”還表現在,她和汪文宜感情越來越淡之後,她不顧外人的風言風語,一直利用和陳主任的親密關係,在銀行裡掛著閒職。

不過曾樹生也有傳統女性的特點,比如她願意在婆婆刁難時選擇忍受,儘可能做到尊重長輩;而且儘管她後面對丈夫的軟弱非常不滿,可也無法狠心拋下他,就算後來出走,也惦記著重病的汪文宜,經常寄錢給他。

她在銀行雖然一直和陳主任關係親密,不過始終沒有越界。

曾樹生的形象不是簡單的“受虐小媳婦兒”,也不是表現突出的“反抗者”,更像我們身邊有自己想法,但是也會嘗試忍受婆婆刁難的普通兒媳。她們渴望良好的家庭關係,卻擁有一個“不中用”的丈夫,無力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二、深層次的、複雜的婆媳矛盾——彼此傷害

和《孔雀東南飛》等小說中的婆媳矛盾相比,《寒夜》裡的婆媳矛盾更為複雜,它不僅展現出了婆婆的“惡”,也描繪了兒媳的“錯”,和傳統作品中只是單向描寫惡婆婆迫害小媳婦的內容對比來看,《寒夜》中婆媳矛盾所體現出來的內涵更深刻。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就內容而言,巴金是透過非常常見的日常生活小事,展現婆媳矛盾,這些矛盾非常貼近現實,所以讓小說更具有普遍現實意義。

而且小說中的人物角色形象,也不過是日常生活裡的小人物,作者很真實地將他們進行了刻畫,所以

他們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在和他們相關的悲劇裡,每個人都不無辜,而且這些悲劇和現實生活別無二致,更容易引發讀者深思。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就婆媳矛盾的形態而言,婆婆和兒媳之間是相互過招的,汪母以封建綱常理念羞辱曾樹生,而曾樹生則追求個性和自由,對婆婆冷漠,對家庭職責漠然。

這場婆媳矛盾的終結,並非其中一方的退讓或是犧牲,而是終結於汪文宜。

汪文宜因為婆媳矛盾越演越烈,自己軟弱的個性無法解決問題,最終病重離世,成了自己生命中最終的兩個女人鬥爭的犧牲品,滑稽而又悲劇。

或許巴金想透過汪文宜的死,讓汪母失去兒子,讓曾樹生失去丈夫,從而讓人們明白,在婆媳矛盾裡,沒有贏家,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深受其害吧。

三、多層次的姿媳矛盾衝突因素

《寒夜》中,婆媳矛盾的出現,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可以簡單歸納為3個方面:

1、 社會文化差異。

對於汪母而言,女人的職責是服從丈夫和婆婆,為家庭奉獻;對於曾樹生而言,新時代的女性則是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崇尚自由和個性。

這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衝突,讓汪母和曾樹生在普通的日常生活裡無法和平相處。雖然汪母年輕時也遇到過婆婆的刁難,不過這似乎對於她而言,更是“媳婦多年熬成婆”以後的急需心理補償的原因。

所以她需要兒媳的服從,需要感受自己成為婆婆的權威,當曾樹生和她的想象相去甚遠時,她只想換掉兒媳。

曾樹生作為新時代女性,內心深處本就不認可封建綱常思想,雖然她願意為了丈夫忍受婆婆刁難,但並不代表會配合滿足婆婆的需求。

所以他們帶著

兩個時代的社會文化針鋒相對,矛盾無法調和,一如我們老一輩的思想和當下年輕的思想衝突,讓婆媳矛盾成為永恆的家庭問題。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2、 寡母的戀子情結

對於汪母而言,她思想意識都深受封建綱常理念的影響,所以丈夫死後,她選擇守寡,並把人生的所有希望都依附於汪文宜。

汪文宜成年,必然娶妻生子,無論感情還是精力,都無法全身心給母親,所以汪母很容易把失去兒子注意力的失落感,怪罪於兒媳,進而將兒媳看做搶走兒子的敵人。

對於每個人而言,母愛儘管偉大,但是永遠不可能代替其他人的愛,尤其是妻子的愛,在汪母畸形扭曲的戀子心理下,正常的家庭就會被瓦解,每個家庭成員都會受到傷害。

巴金在《寒夜》中,深入披露了我國社會中,寡母的心理,包括其很難向別人傾訴的隱秘,也由此讓人們透過惡婆婆的形象,瞭解她們無法言說的人生經歷和心理慾望,讓小說的思想意義更為深邃。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3、 惡劣的社會環境因素。

《寒夜》的時代背景是抗戰後期,由於社會動盪不安,經濟崩潰,政治混亂,每個人的生活都水深火熱。

汪文宜的家庭,妻子工作沒有實質作用,丈夫的工作也無以為繼,汪母除了繼續服務於兒孫別無所長。

而要活下去,很多人只有選擇適應當下的環境,拋棄原則,拋下理想,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下,平時日常生活中的小矛盾也會激烈爆發。

《寒夜》|社會文化矛盾下的婆媳衝突

巴金在談到《寒夜》的創作時,對於汪母和曾樹生,他曾說過:“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裡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

誰說不是呢,對於一段惡劣關係中的婆媳,男人們都表示頭疼不已,對兩個互不相容的女人都極為不解,可是瞭解了她們的內心,又會覺得她們可恨又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