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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中國封建社會的漫長曆史，自始皇嬴政到宣統溥儀，握過玉璽坐過龍廷的大大小小皇帝數以百計，統治中國或其一隅兩千多年。這其中賦詩填詞爐火純青的帝王有之，謀略計策登峰造極的帝王有之，華山論劍孤獨求敗的帝王有之，但時間之流洗盡鉛華，曾經的喧囂歸於永久的沉寂，他們的功勞簿已成為傳統的灰燼，唯有漢文帝的思想火焰穿越時空熱情傳遞，溫暖百代過客。
漢文帝劉恆因性情內斂，寬厚仁慈，口碑不錯，在皇族集團和功臣集團戮力同心盪滌諸呂之後登上皇位。他在位23年，儉約節慾，謙遜克己，“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資治通鑑》）是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統治者中鳳毛麟角的開明皇帝。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雖然他一貫苛己攬責，設定自己為不德之人，但後世對漢文帝的治世功德讚譽不絕，甚至也得到了西漢末年赤眉軍的尊崇，赤眉軍攻佔長安後，西漢皇陵均被破壞，唯有漢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護。
漢文帝堅持以農為本，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奠定了西漢王朝穩定發展的基石。
漢文帝即位後，就確立了“農為天下之本”的理念，採取多項措施，促進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以使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富足。為體現朝廷對農業的重視，勸導農民務本，漢文帝重開籍田制度，恢復籍禮，每年歲首（漢文帝時代每年以“十月”為歲首，直到漢武帝的太初元年即前104年才以正月為歲首），親率三公九卿，扶犁執鞭，躬耕帝籍，感受稼穡之艱，勸率天下，從事農業生產。皇后也堅持親桑禮儀制度，勸課農桑。漢文帝還下令表彰孝悌、力田、三老和廉吏，“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漢書·文帝紀》）
漢文帝曾於前元二年和前元十二年，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由十五而稅一，減為三十而稅一，到前元十三年，已“除田之租稅”，即完全免除了農民的租稅負擔。這在封建社會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他將成年人的人頭稅，由一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成年男子的徭役，由每年一次，減為每三年一次。減輕了農民負擔，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長安，遠離所屬食邑，造成“吏卒給輸費苦”，給人民增加了一項新的轉輸負擔。文帝二年（前元178年），即詔令列侯迴歸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詔令特許的，要將太子送歸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許留居長安，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漢文帝后六年，文帝下詔，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准許私人開採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開禁的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文帝下令廢除過關用傳制度，使遊民商旅可以從軍事重鎮或邊地要塞自由往來，促進了商品流通和區域間的經濟交流，推動了農業生產。漢文帝還採納晁錯的建議，移民實邊，入粟拜爵，改善了農民的處境，鞏固了邊防，充實了邊防軍糧和郡縣積粟。
為了與民休息，涵養民力國本，漢文帝實行睦鄰政策，努力安定周邊環境。漢文帝元年，“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宣佈不以威武加於遠方的國策。漢文帝后元四年，漢朝復與匈奴和親。後元六年，匈奴復絕和親，入侵上郡、雲中，殺掠甚眾。漢文帝派大軍駐守邊關，嚴陣以待，威視蠢蠢欲動的匈奴，使其聞訊遠遁；德服南粵王，使其“改號不敢為帝”，“通使漢如故”。贏得了難得的和平發展時期，促成了“文景之治”。
漢文帝定格自己為平凡之人，忠於自己內心的感受，省刑除苛，去絕時弊，施行德政。
漢文帝執政後，開始系統研究自夏朝以降的法典刑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到了秦代律令格式多如牛毛，其嚴酷令人不寒而慄，毛骨悚然。漢文帝認為雖然秦王朝迷信嚴刑峻法，但不僅沒有管住百姓，反倒激起民憤，終至百姓紛紛揭竿而起，秦朝及二世而亡。“法不能殺不孝者，也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 《淮南子·泰族訓》）依靠嚴刑峻法治理國家，並不能使人心向善、社會和諧，相反會使國家招致敗亡。
漢文帝執政元年就下詔廢除連株法。他說：“法律是治國的準則，用它來禁絕殘暴，引導人們向善。現在的法律除了處罰違法本人，還使無罪的父母、妻子、兄弟受到株連，收沒妻子兒女為官府奴婢，我認為這樣的法律是極其不合理不公正的，今後廢除各種株連家屬的律令。”又言：“法律公正則百姓忠厚，論罪量刑得當，則百姓順從。況且管理百姓而引導他們向善，是官吏的職責。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導，又採用不公正的法律去論罪，這反而有害於百姓，使他們為非作亂，法律怎麼能禁止得了呢？” （《漢書·文帝紀》） 顯示出漢文帝明德慎罰，注重法律公正和對人之生命的尊重。
漢文帝十三年五月，歷史上著名的“緹縈救父”事件，又促使漢文帝下決心廢除肉刑、改革刑制。西漢名醫淳于意，山東臨淄人，號倉公，善於診病，救人無數，名滿齊魯。《史記》記載了他診治二十餘例病人的情況，是中國最早的病案。淳于意曾任齊國太倉縣令，卻看不慣官場的灰暗，不久便辭官行醫。不幸的是，他給一位大商人的妻子治病，那女子吃藥不見效，而且過不幾天就死了。大商人告他庸醫殺人，當地官吏判他肉刑之罪。因為淳于意做過官，所以要押解到長安去受刑。官差押著淳于意即將啟程時，他的五個女兒跟在父親後面哭泣。太倉公沒有男孩，只有五個女孩。淳于意生氣地罵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兒，全是女孩，有個急難事情，一點用處也沒有。”這句話給了小女兒緹縈極大的刺激，她毅然決然地跟隨官差和父親一行，從臨淄一直走到長安。當她打聽到，漢文帝曾下詔，告知百姓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難，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她便給漢文帝寫了一封信，大意說：我的父親當太倉長，為官清廉，齊國人都稱讚，可是現在犯法了，將要處以肉刑。我痛切地感到，人死了不能復生，受刑而斷掉的肢體不能再復原。即使想要改過自新，也無路可走了。我願意被收入官府為奴婢，來抵贖父親的刑罪，使他免於肉刑，讓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文帝憐憫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意的罪，令其攜女歸家，並且下詔廢除肉刑。（《史記·孝文字紀》）漢代的肉刑主要有黥刑（臉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斬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漢文帝認為，虞氏時期，只是圖畫罪犯的衣帽，使與一般人不同，以此來羞辱罪犯，民眾就不違反法令，是因為那時政治極端清明。反之，政治不清明，教化不顯著，酷刑峻法也難減少犯罪，而且肉刑加身，使罪犯易於自暴自棄，產生對社會的仇恨情緒，不利於犯罪者改過向善。“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能恢復，是不道德的刑罰。犯罪是不道德的，肉刑也是不道德的，兩者同樣為人憎惡，法律規定肉刑，有悖立法者治理好國家的初衷。廢除肉刑，反映了漢文帝對仁道化刑罰的認可與追求。
中國的封建統治者，為了杜絕忠良之士議論朝政，針砭時弊，打擊庶民百姓發洩不滿情緒，都設有誹謗罪，其罪名彈性很大，有隻言片語對朝政、對帝王有所不滿，都可定為誹謗罪，甚至也可以對人們的言論蓄意曲解定性入罪，用刑律來鉗制對統治者的非議和責難。尤其是秦國因為實行商鞅的連坐法，弄得人人自危，為了避免把自已株連進去，有異常情況就向官方報告，於是，社會上出現了相互攻訐、告密的現象，人與人之間彼此提防、算計，不信任，以致出現社會道德大滑坡。
漢文帝深知，言能聽，道乃進，大智興邦，不過集眾思，知者盡言，國家之利。於是，下詔說：古代的天子治理天下，特別重視臣民對治國理政的批評和建議，在朝堂之上設定能表揚那些建言獻策者的旌旗，樹立書寫批評意見的木柱，就是鼓勵臣民對朝廷政失進行批評，提出意見，現在法律上有“誹謗罪”“妖言罪”，這就使得天下的人不敢對朝政的得失表示自己的看法。當皇帝的就無從知道自己的過失，遠方的賢良又怎能吸引到朝廷中來，應當廢除這些法律。百姓當中有的人詛咒皇帝，約定相互隱瞞，而後又相互欺矇揭發，官吏就認為大逆不道，如果還有其他言論，官吏又以為是誹謗，這些都是小民的愚昧無知，以此定罪，我極不贊成。今後，有犯這種罪行的，不要審理和治罪。（《資治通鑑》）
漢文帝不僅深諳“偏聽則暗，兼聽則明”“真理越辯越明”“忠言逆耳利於行”的道理，而且一以貫之地踐行。據《資治通鑑》記載，漢文帝每上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文帝每上朝，只要大臣提出意見，文帝就必然會停下來專心聽取。意見如果不可用，就先擱置；意見如果合理可用，就及時採納。文帝的可敬之處就在於，無論意見可用與否，他都會說好，這不是好壞不分，而是在鼓勵群臣暢所欲言，以使自己“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有一次，漢文帝乘車經過馮唐任職的中郎署時，與馮唐交談，提及廉頗、李牧等戰國名將，這使正在為匈奴之侵而犯愁的文帝大發感慨，認為自己若能得廉頗、李牧為將，就不用如此發愁。這時，馮唐直言說：“臣誠惶誠恐，我想陛下即使得到廉頗、李牧，也不會任用他們。”漢文帝大怒，起身回宮。過了一段時間，才又召見馮唐，責備他說：“你為什麼當眾侮辱我？難道就沒有彼此可以直率談話的僻靜地方嗎？”馮唐謝罪說：“我這個鄙陋之人，不懂得忌諱迴避。” 又過了一段時間，漢文帝倒想知道馮唐為何如此講，於是馮唐就道出了其中緣由。雲中太守魏尚在抗擊匈奴入侵時，公正無私，厚愛士卒，勇猛殺敵，從而使匈奴聞風喪膽，不敢接近雲中邊塞，但就因為報功狀上多報了六顆敵人首級，被撤職查辦。馮唐認為陛下“法令太瑣細，獎賞太微薄，懲罰太苛重”，即使得到廉頗、李牧，也是不能重用的。漢文帝從諫如流，以其寬厚仁慈的胸懷，諒解了魏尚之錯，派馮唐持符節到雲中，赦免魏尚並官復原職，並任命馮唐為車騎都尉，掌管中尉及各郡國的車戰部隊。（《史記·馮唐列傳》）由於漢文帝廢除因言獲罪的舊制，廣直言之路，啟進善之門，一生不殺進言者，卻採信良言，屢屢改過，即使偏激、不當言論也虛懷若谷地包容，所以，臣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結果禮義興達，四海殷實。
漢文帝愛才惜才，廣攬人才，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才，有自己獨到的用人觀，這是出現“文景之治”的重要原因。
漢文帝用人不拘一格，建立了人才脫穎而出的選賢任能機制。漢文帝即位後，曾兩次下詔進行特科察舉，不論門第、籍貫、貧富、學派，專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拓展了人才選拔範圍，吸納了大批智識之士。在察舉選賢中，一大批才能傑出者，如賈誼、張釋之、晁錯等，脫穎而出，成為國之棟樑。漢文帝根據現實的忠誠表現和累功情況，重用賢良，使漢室江山掌控在自己和忠臣手中。漢文帝進入未央宮的當晚，就任命忠心耿耿的宋昌為衛將軍，鎮伏和安輯南北軍。周勃和灌嬰對於剷除呂氏集團和代王稱帝，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元年十月二日，又命太尉周勃擔任右丞相，大將軍灌嬰擔任太尉。對其他忠臣也加封進爵。漢文帝善於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文帝六年，匈奴大舉入侵邊境，周亞夫被任命為將軍，駐軍細柳營。按照當時軍法規定，軍隊中必須聽將軍命令，且軍營中不能驅馬快跑。於是，文帝在慰勞軍隊之時，不得不派使臣拿著符節下詔令給周亞夫，由周亞夫傳話開啟營門才得以進入軍營，入營後，還不得不依法控制馬韁繩慢行。對此，其他大臣覺得這是對文帝尊嚴的冒犯，但文帝卻不以為然。他透過周亞夫嚴格按軍法辦事的舉動，睿智地看出了他的耿直可用，所以對其盛讚不已。退卻匈奴後，就將周亞夫升為中尉，掌管京城兵權。（《史記》卷五十七《絳侯周勃世家》）他臨終前還叮囑景帝，關鍵時刻要重用周亞夫。周亞夫亦不失文帝期望，後來平定了七國之亂。張蒼精通算學和曆法，且老成持重，被任為丞相，歷十五年，為文景之治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屠嘉曾任御史大夫、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堅定地維護朝綱和法制，太史公稱他“剛毅守節”。張釋之剛正不阿，敢於諫言，被任為廷尉。史載：“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大文豪蘇軾認為，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陸賈在高祖劉邦時期曾出使南越，勸服過趙佗歸漢，所以文帝在解決南越問題時，依然委派他出使南越，使趙佗恢復了臣屬地位，贏得了邊疆安寧。
順便提一筆我對漢文帝處理賈誼問題的一點看法。“洛陽少年”賈誼，是漢初一位才華橫溢、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十八歲時，就被漢文帝召為博士，成為皇帝的外腦。賈誼雖在當時七十多位博士中最為年輕，但朝廷每議重要政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在博士群中脫穎而出。因而，受到漢文帝賞識，一年之中三次超遷，官至太中大夫，並欲任之為公卿。三公九卿，權重位高，漢朝立國至漢文帝之時只有開國元勳才能擔任公卿。可見，漢文帝非常賞識賈誼的才華，對賈誼有知遇之恩。
漢文帝一度疏遠賈誼，是因為賈誼主張改革政制，削弱諸侯的領地和權力，觸犯了當時一些當權大臣，如絳侯周勃、穎侯灌嬰、東陽侯張相如之流的利益，因而以“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為由，合力排擠、攻訐他。賈誼還自恃才高，率性而為，與人同朝為官，卻不善與人和諧相處，輕易樹敵，難免為人牽絆。當時漢文帝寵愛鄧通，“賞賜通以千萬數，官至上大夫”。鄧通雖無才能，只是善於取悅文帝，但他忠誠、敬業，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吝色，且個性溫和、謹慎，不喜歡張揚，更不善於交際，與賈誼本無糾葛，但賈誼不認為把皇帝侍奉得稱心如意是鄧通勝任之彰顯，卻認為鄧通是獻媚取寵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譏諷他，鄧通自然也會利用自己與文帝的特殊關係說盡賈誼的壞話，這也是漢文帝逐漸疏遠賈誼的原因之一。一個才華橫溢的博士，卻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道理，更不懂得團結越來越多的人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服務的重要性，那他在官場上的處境是不會太好的，他的政治願望也很可能落空。
為了維護君臣的團結和國家安定的大局，漢文帝不得不疏遠賈誼，以安撫重臣和諸侯王的不滿情緒和恐懼心理。漢初，皇權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種勢力構成。漢文帝登基是宗室和功臣集團與外戚鬥爭的結果，因此，文帝即位之初在漢廷並無雄厚的政治基礎，不得不對宗室和功臣集團施行某些妥協政策，以避免矛盾激化。不過，漢文帝對賈誼的官德、忠誠、才華絲毫沒有懷疑，否則，他不會讓賈誼做長沙王少傅，後又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這實際是在為賈誼躋身三公九卿做鋪墊，可惜的是賈誼“才有餘而識不足”，又招排擠，終因梁懷王墜馬而死和自己不得志，鬱鬱而終，年僅三十三歲。蘇軾論賈誼：“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成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賈誼論》）可謂客觀公正之言。政治鬥爭，是智慧的博弈、藝術的比拼、耐力的較量，不是說真理掌握在誰的手裡，誰就一定會獲得現實的勝利。青年是天然的理想主義者，也是天然的批判主義者，由於缺乏政治鬥爭歷練和政治鬥爭藝術，常常犯激進和急躁的毛病，而政治是微妙複雜的，難容莽撞漢立足，不管你多麼有才華。故《菜根譚》曰：“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有些政治主張，涉及到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利益的重大調整和再分配，既得利益者對此極度敏感、十分關注，當他們從這些政治主張中預感到自己的前途不妙或將遭受厄運時，便會像條件反射一樣迅即結成死黨，一致對外，以排除異己。對類似的政治主張，不僅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不能施行，而且施行之前也不可露出一點口風，否則會招致意想不到的禍端，更不必說“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洩露天機。況且，漢文帝的處境很特殊，對某些正確的政治主張，也只能“條件不備不行動”。不諳世勢，不摸清皇帝的思想脈搏，貿然主張“削藩”，實乃狷狂寡慮，而皇帝對其主張又不認可，賈誼無異於暴虎馮河，危乎殆哉！“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欲速則不達。故司馬遷說：“根據君王的情況決定自己的進退，這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靈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的實行是曲折前進的。”（《史記》）
宋代詩人張耒詩云：賈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嘆數奇。逐得洛陽少年去，白頭絳灌亦何為！批評漢文帝不啟用新秀而倚重老臣。其實，這是不懂政治的妄議。唐代詩人李商隱詩云：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作為古代帝王剛從祭祀典禮上回來，情浸虛無世界，遂與臣子探究鬼神的本源問題，有何不可？以個例而得出文帝不知用人、不理政事的結論，未免有點不厚道、不公允。其實，李商隱的真正意圖是託古諷今，借前朝舊事寓現實感慨。對此最有見地的當屬宋代宰相王安石，詩云：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賈誼儘管沒能位高權重，但漢文帝還是很重視他的，他的治國理政主張逐步得到了施行，因此，不能說懷才不遇。自古以來，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的人，徒有虛名，君王對他們的政治主張根本置之不理。一個人位列三公九卿有很多因素，諸如權力世襲、論資排輩、裙帶關係、阿諛奉承、用人失察、政治平衡等，並不表明其才華出眾，皇上倚重為治國濟世之棟樑，相反一個人雖沒有位列三公九卿，但其一系列政治主張被採納、施行，才是真正受到重視、幸遇恩寵的表現。王安石無愧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看問題確有別於俗見。寫下這段話，是想說明漢文帝並非不愛惜人才、不重視人才使用，相反可以看出漢文帝尊重人才及其成果，儘可能為人才創造施展才華舞臺的不懈努力。
漢文帝宅心仁厚，光明磊落，處理問題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譭譽和榮辱，大責獨攬，勇於擔當，表現了一個傑出政治家的寬廣胸懷。
漢文帝前元十二年，晁錯上書，尖銳地揭露了農村中存在的問題。一個不賢明的皇帝很容易把這份奏議看作是對自己輝煌政績的否定，而龍顏大怒，於是乎，上書者輕則進牢獄，重則下地獄，可漢文帝竟深以為然，並且下了一道詔書，坦承自己在位十年，耕地沒有增加，從事農業的人口不多，略有災變，就會出現饑荒現象。並言農民生活還很苦，官吏應該照顧農民，勉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漢文帝不諱言農村問題，不自吹自擂，不鼓勵臣子報喜藏憂，為自己歌功頌德，體現了他對農民的真誠關懷和對農業的高度重視。西漢時農業生產力水平仍然比較低，雖然農民非常辛苦，但“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故“一夫不耕，或有之飢；一婦不織，或有之寒”。儘管如此，由於漢文景時代，輕徭薄賦，鼓勵農耕，至武帝執政時基本實現了“富安天下”的戰略預想和政治願望。
古人非常敬畏和迷信天道，先秦以來流行的天人感應學說把分屬陰陽五行的不同災變與相關的社會變動、人事吉凶對應起來，認為人如果做了惡事，會招致天譴；行惡政，則天降災禍，行仁政，則天降祥瑞。秦朝時，一旦有什麼自然災異，比如出現彗星、發生地震、爆發洪水等，皇帝就把責任推給臣子，說因為臣子工作中有過錯、道德上有缺陷，得罪了上蒼，上蒼震怒，降災懲罰。大臣因此做了冤魂的不在少數。而漢文帝卻下詔書說：禍從怨恨起，福由德善來，這是上天的規律。百官的過錯，都應該由朕負責。現在密視之官遇到災異，就把責任推給下面，更加凸顯朕缺乏德行，朕很不贊成，應該立即廢除這種制度。（《資治通鑑》）古聖賢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詳，是謂天下王。”漢文帝把百官的過錯都攬到自己身上，並在中國歷史上最早釋出“罪己詔”，稱這些過錯是朕缺乏德行所致，以撫民怨，其仁恕之心可昭日月。或許，漢文帝明白這樣的道理：“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荀子·天論》）但他不願點破，其理由如王安石指出的那樣：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此，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王安石：《洪範傳》）
漢文帝在處理民族矛盾和國家之間的衝突問題上，摒棄零和思維，堅持以和為貴，儘可能避免老百姓在兵荒馬亂年代陷於生活困頓和生命危機之中，彰顯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湛的鬥爭藝術。
南越國的首領趙佗，漢初封為南越王。後來，妄自尊大，言行無忌，一切禮儀都與漢朝皇帝相仿，南越國儼然是從漢朝分裂出去的獨立王國，並多次在漢朝邊境用兵劫掠。漢文帝即位後沒有立即發兵征討，他認為“處人、處己、處事，都要有餘，無餘便無救性”，應該用“和”的思維來處理漢朝與南越的關係。漢文帝一改呂后統治時期對南越實行的經濟扼殺、軍事打擊的策略，採取安撫政策，向南越提供鐵器、農具、馬牛羊等，並下令修葺趙佗在真定的祖墳，設定守護墳墓之邑，按年節時令祭祀。還給趙佗的兄弟封官賜物，處處表現優待。又派人出使南越，宣揚漢文帝的南越政策。漢文帝的做法，深深感動了趙佗，趙佗頓首謝罪。他在給漢文帝的回信中說：我夜裡輾轉反側，白天食無甘味，目不視妙齡佳麗，耳不聽鐘鼓之音，之所以如此，就是痛惜我不能侍奉漢廷皇帝，現在有幸得到陛下哀憐，恢復我原來的封號，允許我派人出使朝廷，老夫即使死去，也心滿意足了，我改號為王，再也不敢稱帝了。直到景帝時，趙佗“稱臣、遣使、入朝請”，形同諸侯。從信中也可以看出是呂后的許多偏激措施，才迫使趙佗獨立稱帝。呂后臨朝的第四年，“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得到呂后批准。趙佗得知呂后改變對南越政策，先後派遣南越國的高階官員，前往漢都長安，請求呂后收回成命，但是呂后毫不講理地扣留了趙佗派去的三位官員。隨後，呂后又下令掘了武王趙佗在燕趙之地的祖墳。這使得漢朝和南粵斷絕了來往，戰禍隨起。這時的趙佗憑藉著他的軍隊揚威於南越一帶，並透過財物賄賂的方式，使得閩越、西甌和駱越都紛紛歸屬南越，領地範圍擴張至頂峰。趙佗也開始以皇帝的身份發號施令，與漢朝對立起來。約一年後，呂后死，雙方即罷兵。歷史上因為最高統治者意氣用事、睚眥必報引起的戰爭並不鮮見，許多戰爭，如果統治集團做到仁至義盡，即使不損害國家核心利益，也是能夠避免的。寬與恭、信、敏、惠共同構成仁之為德的基本內容。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漢文帝責己厚，責人薄，堅持用“和”的思維處理問題，所以遠怨咎，不戰而屈人之兵。
後元二年，漢文帝對其外交政策進行了反思，認為“結難連兵”造成了中外雙方都難以“自寧”，為使“四荒”之外和“封畿之內”的百姓安居樂業，最好的戰略就是化干戈為玉帛。在對待匈奴問題上，漢文帝稱自己“德薄而未達遠”，不夠德明，以此來寬恕匈奴的劫掠行為，並數次派使臣向匈奴單于表示和平相處的意願，終於感化了單于，拋棄了歷史積怨，與漢王朝“結兄弟之義”。
漢文帝孝悌仁愛，清廉高潔，引領社會風尚，為天下人所誠服，其精神氣質和人格魅力，在封建帝王中絕無僅有。
漢文帝是有名的孝子，盡人子之禮，冬溫夏清，昏定晨省，自不必說，讓其流芳百世的是《二十四孝》中“湯藥親嘗”的動人典故。薄太后和漢文帝相依為命十幾年，母子關係相當密切溫馨。薄太后身體不好，重病癱瘓許多年。劉恆天天為母親煎藥，每次煎完，自己總先嚐一嘗湯藥苦不苦，燙不燙，自己覺得差不多了，才給母親喝，有時還日夜守護在母親的床前，每次看到母親睡了，才趴在母親床邊睡一會兒。薄太后心疼兒子，勸慰他用心朝政已經很疲乏了，侍藥這類小事交給侍從去做就可以了，不必勞心費神。這位萬乘之君當即跪下來說：“如果孩兒不能在您有生之年親自做點事，那麼什麼時候才能報答教導養育之恩呢？”漢文帝先於薄太后兩年去世，臨終前囑咐自己的妻子竇皇后和大臣們說：“我深受母親的哺育教養之恩，可是天不假年，我活著不能在母親面前盡孝，死後你們一定把我的陵墓建在母親腳下，頭要朝向母親的一方，使我在陰間也能竭盡子道。”即逝心不灰，依然念《凱風》，至孝也。後來的史學家評價漢文帝時用一首詩來讚譽他：仁孝臨天下，巍巍冠百王；莫庭事賢母，湯藥必親嘗。《詩》曰：“孝子不匱，永賜爾類。”孝子的孝心沒有窮盡，永遠可以影響和感化他的同類。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如果處於社會上層的君王諸侯都能夠以深厚的感情對待自己的親族，那麼，求仁、行仁之風尚必然會在底層民眾之中盛行。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孝經·天子章》）漢文帝不僅孝順自己的母親，還推己及人，關愛全國的弱勢群體。漢文帝憂慮春時“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決策“振貸之”，又特別強調“養老之意”，指示落實“布帛酒肉之賜”，並要求必須保證質量，不得以“陳粟”敷衍。“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漢書·文帝紀》）著名歷史學家林甘泉研究表明：秦代至西漢1石為27市斤粟，1鬥為2000毫升，1斤相當於258。24克。90歲以上老人的慰問品必須由縣丞或者縣尉親自送達。孔子在《孝經》中說：“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意思是說：教人民相親相愛，莫過於推行孝道了。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漢文帝的美好品德感化得當時計程車庶官民紛紛仿效，一時間孝悌仁愛成為當時社會上普遍的道德風氣，戰爭導致的匪盜橫行局面無聲化解，犯罪率急劇下降，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間僅處理數百起案件，“幾致刑措”，為漢初經濟的恢復發展創造了安定有序的環境。以孝為核心建立的社會秩序是傳統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精神支柱。孝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基礎，在善人心、睦宗族、美風俗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對中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與發展施與極其深遠影響，澤被千秋萬代。
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他在位二十三年，宮室殿堂，園林設施，車騎儀仗，服飾器具等，都沒有增加。文帝欲修露臺，召來工匠一算，值百金，文帝說，百金，相當於中等民戶十家財產的總和，朕居住先帝的宮室，經常懼怕使他蒙受恥辱，還建露臺幹什麼！文帝以“履不藉以視朝”。由於草鞋材料以草與麻為主，非常經濟，在漢文帝時，草鞋已經淪為貧民的穿著，而漢文帝劉恆穿著草鞋上殿辦公，引節儉之風。他平時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絲綢做的衣服，他所寵愛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不曾長達地面，所用帷帳都不繡花紋，以提倡樸素作風，為天下人作表率。文帝宣佈降低皇家生活等級，精簡宮中近侍人員，以減輕社會負擔。每逢災荒之年，文帝往往令諸侯不必進貢，又開放皇家專屬的山林池澤，使百姓能夠透過副業生產保障溫飽，度過災年，扭轉經濟危機。“事死如事生，禮也。”中華民族有厚葬的傳統，漢朝“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晉書·索林傳》）皇室修陵佔貢賦三分之一，大量財富埋入地下，影響了民生改善和社會發展。文帝深知厚葬之風對國計民生的嚴重不利影響，他要求本著節儉的原則，為自己預修陵墓，不追求“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鹹備”，不過分強調“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防狐狸之患，水泉之溼”，只是利用山體自然隆起建造陵墓；絕不以金銀等貴金屬裝飾陵墓，使用的盡是陶製器物。後元七年文帝病逝，留下遺詔：凡有生者必有死，此乃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絲毫不值得哀傷。朕不德，未能妥善照顧人民，因而不欲死後為服喪事宜拖累人民。朕死後，人們僅行三日哭禮即可，禮畢應速卸去喪服，過後，結婚、祭祀及肉食飲酒之事悉聽自便。文帝對生死的豁達，對事功的淡然，對百姓的眷顧，表露無遺。史載，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年，三年四海無作樂者。帝堯去世的時候，有爵位的貴族，為國君服斬衰，服制三年，平民在三年之中四海之內沒人奏樂。為君服斬衰，禮也。在古代中國，作為帝王廢“三年之喪”需要有唯物主義精神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巨大勇氣。招致非議，也是可以預知的。司馬光就曾謬言：“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慼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資治通鑑》）
一般的封建帝王即位伊始，尚能有所顧忌，循規蹈矩，時間一長就會犯帝王通病，貪得無厭，不擇手段聚斂財富，大肆笑納臣子貢獻的奇珍異寶，沉湎於奢侈糜爛生活之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貪官汙吏更是對百姓敲骨吸髓，殘酷壓榨，豪吃海喝民脂民膏，終至義軍紛起，推翻腐朽政權。漢文帝不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清醒的帝王。漢文帝十四年春天，他聽說在祭祀活動中，祠官都為他祈告幸福，他下詔說：“我聽說祠官在祭祀的禱告中，舍天下百姓而都為我一人祝福，我對此很感慚愧。以朕之不德，獨享神靈賜給的福，而百姓不能分享一點，這加重了我的不德。從今以後，祠官在祭祀的祈禱時，不要為再為我個人祈福。”（《資治通鑑》）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漢文帝能夠慎獨、慎微、慎好，嚴格自律，善始善終，是難能可貴的。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把“政”與“正”劃等號，道出了為政之要。“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當權者向善，百姓自然也會向善。為官者的品德就好像風，老百姓好像草，風吹在草上，草必定會隨著風而倒。孔子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上層的風氣對整個社會風氣的強烈導向作用。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說：“風俗自下而上，風氣自上而下。”絕非胡適所言：“一切壞的風氣都始於下層人民，如小腳起於舞女，鴉片起於遊民，一切賭博皆出於民間。”可見，漢文帝深諳為政之道。
漢文帝的執政實踐透徹地詮釋了莊子之言：“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以天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 （《莊子雜篇·天下》）
“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始終而不渝。”是漢文帝一生的光輝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