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一場重大的海上航行事件，經常被拿來與西方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探險作共同研究。而眾所周知的是，鄭和下西洋並沒有為明朝在海外開拓任何殖民地，相比於西方探險者的掠奪、侵佔，鄭和下西洋看起來跟7次長途旅行似的，換來的東西有限。
不過，“鄭和下西洋”當然不是旅行這麼簡單。鄭和受命於明成祖朱棣，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船隊開到印度洋、西太平洋，途徑暹羅、蘇門答、古裡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一邊貿易一邊揚大明聲威，忙得不可開交，現在印尼和馬來西亞還儲存著鄭和廟，可見鄭和船隊的影響力之大。
有個問題很讓人疑惑：鄭和下西洋時，歐洲處於文藝復興時期，舊時代還沒過去，地理大發現時，歐洲的發展水平有限，探險者們很擔心航船的安全性問題。
相比之下，鄭和的船隊實力要強勁得多，據《明史》以及《瀛涯勝覽》等資料，鄭和寶船有63艘，大號的“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效能良好，能經得住遠洋風浪，為什麼鄭和沒去建立殖民地，反而是那些西方探險者“後來居上”搶佔了資源呢？
從大體上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點，中國古代的文化思維，與西方同時代是不一樣的。中國從秦始皇建立秦朝，到明清時期，封建君主專制不斷加強直到走向巔峰，這其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教會、教皇來威脅君主，君主權威至高無上，“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
而這種君主權威，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維護了古代經濟體制的穩定，維護了小農經濟，盛世階段，小老百姓雖然不如貴族有地位，但保障日常生活還是不成問題的，這種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模式，以及遼闊的疆土，讓古代的中國並不需要為了生存而往外探索。
再加上漢、唐等帝國的強盛，久而久之，古人就產生了自認為世界中心、“天朝上國”的理念，鄭和下西洋，目的絕對不像某些西方學者所聲稱的擴張“海權”，更大的可能是為明成祖摸清海外諸國的狀況，使得“萬國來朝”，揚大明聲威，同時與海外諸國建立宗主和藩屬的友好關係，簡而言之就是搞外交，投入的還比人家返還的多。
而西方不一樣，西方的教會權力一度凌駕於王權上，宗教勢力強大，西方的戰爭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宗教色彩，簡單點說就是，西方國家歷史上的戰爭，不光要對手臣服，還要對手改變信仰，與古代中國實行的“奉宗主國為首”、眾星拱月式臣服模式不同，文化的差別，也造就了鄭和下西洋與西方大航海的差別；
其二，當時的古中國，與歐洲的經濟基礎不一樣。歷史上，與遊牧民族比，漢族建立的帝國擴張性沒有那麼強，大名鼎鼎的蒙古帝國，鐵騎遠至西亞、歐洲，但漢武帝、唐太宗等人帝國本就是“承前”，不需要整個搶過來，自然也就不需要像遊牧民族、歐洲探險家們一樣為了生存或者為了所需的資本，拼命搶奪資源了。
漢武帝當年打敗匈奴，揚眉吐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依靠穩定的農耕攢下了家底，同時又練出了可以與匈奴抗衡的騎兵，握住了兩方面優勢。所以明朝實施“海禁”，與清朝的邏輯大體相同，抓住穩定投資，放棄風險投資，在這種邏輯下，皇帝們派人出海可能是同外國搞好關係，可能是追求長生不老，可能是尋求奇珍異寶甚至祥瑞，就是不太可能整個開啟國門。
而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到來源於資本主義新生，彼時的歐洲，並沒有一個像明朝那樣大一統的帝國，能夠鉗制住商人的腳步。為了找原材料、找貿易伙伴、開闢貿易路線，簡而言之就是為了發財，已經發財的人想守住財富，避免人來搶；而還沒有發財的人，就想著如何開闢新路發財。
其三，鄭和下西洋，與西方大航海性質、行為模式不同。就像前面所說，穿鞋的拼不過光腳的，光腳的為了有雙鞋穿可以拼命，更別說財富和土地的誘惑。那些眼饞的西方探險家會在數百年裡奴役殖民地人民、不惜一切手段，用先進武器進行鎮壓起義和反抗，維護自己的利益，甚至形成侵略慣性；
而鄭和下西洋與航海探險、開闢新商路不同，這樣的活動，在明朝甚至整個封建王朝時代都不常見，明成祖之後，仁宗、宣宗、英宗等人都沒有繼續組織，可能受制於財力、思想，下西洋沒有成為習慣，自然也就失去了看到殖民地利益甚至參與其中分一杯羹的可能。
歷史是人的歷史，無論是鄭和下西洋，還是西方大航海，其產生都源於人的慾望。居其地而守之，佔其地而掠之，歷史的車載著人的慾望前行，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便是一方研究起來令人回味無窮的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