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是好是壞，有時候僅靠平時的表現，是無法得出結論的，必須經過突發的事件，才能讓人們徹底看清。
知青周曉蓓插隊的時候，總覺得大隊主任心術不正，這個人說一套做一套，平時一碗水端不平，對上海知青很苛刻，但對自己“成分有問題”的親戚卻網開一面，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徹底改變了她的看法。
1973年秋收後的一個週末，周曉蓓作為小學老師，難得有了空閒，她吃罷晚飯，端出臉盆和凳子，在院子裡洗頭。
因為要帶五個年級的課，她一個大姑娘整個星期都沒洗頭了，說出去讓人家嘲笑。
正在她洗的時候，突然聽到村裡的廣播響了，大隊（當時也叫革委會）主任著急地喊：“二隊著火了，大家快來救火！”
這天是星期六，學校沒學生，老師們也都回家了，只有周曉蓓一個人看守校舍，她拿毛巾把頭髮捋幹，立馬奔向起火的地方。
還沒到二隊，就看見一排房子燃著大火，她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火焰，不僅熱浪向外翻騰，還到處都有劈啪作響的聲音，不用想也知道是房子的木樑和傢俱在燃燒。
看到已經有人自覺排成一列遞水桶，周曉蓓也加入其中，大隊主任跑過來喊了一句：“上海阿拉小姑娘，你快走，這裡危險！讓男同志來幹！”
周曉蓓沒有走，她當時思想很單純，知道救火有危險，但不能因為危險就離開，大家都走了，那火還怎麼滅？
她當時穿著塑膠涼鞋，踏在從房頂上掉下來的瓦片上，由於瓦片之前被火烤了很久，實際上比火炭溫度低不了多少，涼鞋的底都要被融化了。
因為救火全神貫注，周曉蓓沒有察覺到鞋的變化，只是覺得臉很燙，眉毛似乎被燎焦了。她賣力地幫忙遞水桶，希望更多人加入滅火隊伍。但周圍看熱鬧的人多，進入火場幫忙的卻沒幾個。
她心想，按現在救火的人數和撲火的速度，這火根本就沒法撲滅，與她剛來時相比，現在的火勢已經衝上了天，連鄰村的人都來看熱鬧了。
站在火場中的基本上是大隊幹部和基幹民兵，他們有的衣服被燒爛，有的則滿臉黑灰。實話實說，周曉蓓平時對大隊幹部的印象並不好，認為他們有一股“草莽氣息”，聚在一起無非吃吃喝喝，吹牛聊天，有時候還向知青伸手要東西。
不過，危機出現的時候，他們倒沒有耍滑頭，沒有找理由退縮，而是站在了救火第一線，反倒是很多知青，遠遠地站在火場外無動於衷。有幾個平時喜歡喊口號的“先進知青”，象徵性地遞了幾桶水，就躲在涼快的地方聊天去了。
周曉蓓正義感很強，她時常告誡學生：先做人再做事，做人要無愧於心，做事要傾盡全力。
這幾句話不是她琢磨出來的，她年齡還小，沒有那麼深的閱歷，這是父親從小告誡她的，她將這幾句當做了自己的座右銘，同時送給了學生們。
家教讓周曉蓓嫉惡如仇，同時愛憎分明，她對知青們冷漠、事不關己，甚至幸災樂禍的態度十分失望，她很想大喊：“救火是每個人的責任，難道沒燒到自己的屋子，就可以袖手旁觀嗎？”
但因為救火要緊，她沒有發脾氣，只是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和輕視。
當她提著水桶走過認識的知青旁邊時，那些人笑嘻嘻地說：“累不累啊，歇會兒吧！”周曉蓓沒有搭理他們，低著頭匆匆而過。
從這一刻開始，周曉蓓的人生有了變化，她知道，世界上沒有壞到底的人，也沒有好上天的人，大部分人都兼有好和壞的部分。
火燒了幾個小時，十幾座平房變成了廢墟，突然有人高喊：“牆倒了！大家快躲開！去安全的地方！”
呼啦啦……
一陣又悶又響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不知道哪堵牆倒了，大家趕緊清點人數，看看有沒有人埋在了下面。
周曉蓓大概看了一下，剛才救火的幹部和民兵們都在，沒人走開，正在慶幸的時候，哭聲傳了過來。
“老王人呢？老王人呢？”大隊主任的妻子哭著走來，她踉踉蹌蹌地抓住每個人的胳膊，不停地重複“老王人呢”。
原來，大隊主任因為忙著救火，一直沒回去，他妻子就來現場找人，沒想到始終找不到。
周曉蓓走過去，關切地說：“剛才我還看見他在指揮救火，站在最裡面，再找找吧。”
“不會是埋到牆下了吧。”有人說。
“不可能，就是主任剛才喊牆倒了，讓我們趕緊走，他怎麼會沒出來？”
“我剛看見他已經出來了，後來要看看還有沒有人，就又進去了，會不會……”
大隊主任的妻子想衝到倒塌的牆下去看看，大家立馬拉住她：“不能去，還著著火呢，人進不去！”
周曉蓓自告奮勇：“我走近一點去看看。”她也被拉住了。
“不能去，塌牆旁邊那幾堵牆也立不住了，隨時要倒，太危險了！”
大隊主任的妻子癱坐在地，嗓子哭啞了，可誰都沒辦法，只能等待。
第二天早晨，大火控制住了，到了下午時，除了火場中心的一小堆土磚還在燃燒，基本上已經沒有明火了。
大家站在殘垣斷壁前唉聲嘆氣，十幾間民房成了灰燼，一大堆燒黑了的碎磚頭堆在地上。這個時候，所有人不約而同地走向一堵塌牆，開始尋找大隊主任。
周曉蓓也參與其中，她心情很忐忑，不想看到任何人趴在瓦礫下，不過很可惜，人們很快在發黑的磚頭下，發現了被壓變形的大隊主任。
他確實是被塌牆的磚頭壓死的，從他的表情看，事故發生時人就沒了，所以沒有掙扎的痕跡，這可能是大家唯一的安慰——至少他沒有受苦。
“主任應該給評個烈士。”
“唉，他也太傻了，喊大家快跑，為啥他自己不早點跑。”
“五十多的人了，腿不靈活，想跑也跑不快啊。”
別人議論紛紛，周曉蓓卻流下了眼淚，其實以前她認為這個主任並不怎麼樣，至少作為一個大隊幹部，他文化不高，比如知青們第一天下鄉時，他來迎接說：“歡迎你們上海知青漂洋過海，從北方來到我們南方。”惹得知青們鬨堂大笑。
後來，他對於犯錯的知青總是嚴厲對待，尤其是出自“黑五類”家庭的知青，更是他經常批評的物件，然而，他對待自己家族帶著“地富”標籤的親戚又特別寬容，不僅不批評，還會主動主持紅白喜事。
有一次，周曉蓓自己請了病假回上海，可主任說什麼都不肯批准。他說：“你們這些知青太嬌氣了，有點小毛病就要回上海，那農村人生了病怎麼辦？又能去哪裡？”
以前，周曉蓓一直覺得這個大隊書記不是個好人，但看著他趴在地上，被磚頭壓變形的遺體，她赫然發現，眼前的主任其實是個不錯的人，至少在履行職責上，沒有含糊的地方。
大隊主任已經沒了，但火災的原因還得查明，幾天後，縣裡來了輛警車，抓走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
聽人說，她是個“老地主婆”，有向集體“報復”的嫌疑。但其實，火災只是個意外。
老太太孤身一人生活，因為身份敏感，往日裡也沒人跟她走動，加上年齡大，沒人照顧，幹什麼事都要自己來，所以難免出意外。
那天她準備做飯的時候，劃火柴不小心引燃了稻草，年齡大的人，眼睛看不明，耳朵聽不清，等到發現火燒起來了，她也無能無力，只能跑出去躲避。事情趕上了，當天正好颳大風，火借風勢，風助火威，一下子就燒了十幾間連在一起的房子。
老太太被抓走，既是給火災找到了元兇，同時也算給大隊主任的死畫上了句號。
大隊主任結婚晚，四十歲才解決個人問題，死的時候老婆也快五十了，他老婆是農村婦女，什麼也不懂，只會幹農活。上面沒有給丈夫定烈士，她也不追究，什麼要求都不提，就拿著一點撫卹金繼續過日子了。
大隊書記的大女兒只有十二歲，正是周曉蓓的學生，她學習很好，性格也好，但因為家中突遭變故，沒法繼續讀書。即便周曉蓓願意承擔孩子的學費和課本費，母親還是把女兒叫回了家，讓她掙工分養活自己。
周曉蓓無法干涉人家的選擇，畢竟當時棄學務農是很多人認可的正路。
周曉蓓唯一能做的，就是女孩離開學校時，拉著她的手說：“你爸爸是個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