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下，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9月9日，勞榮枝一審被判處死刑，當庭提出上訴。影片/新京報我們影片
文 | 柳宇霆
該來的終於來了。
備受關注的勞榮枝涉嫌故意殺人、綁架、搶劫等罪一案，於9月9日上午在江西省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一審公開宣判。
被告人勞榮枝犯故意殺人罪、搶劫罪、綁架罪，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佈罪名後，勞榮枝當庭痛哭，表示不服，要提起上訴。
勞榮枝惜命，這是人的本能，也無可厚非，或許，在她看來，自己有罪，但還罪不至死。
能搬出來的理由，不外乎這些：具體作案都是法子英所為，認為自己並非主犯；被法子英長期脅迫，並沒有殺人犯罪的故意；緝拿歸案後，主動向警方坦白，應當從輕和減輕處罰；本人表示後悔，期待被害人親屬原諒，願意賠償一定錢款，等等。
但是，從法律上講，這些理由其實根本都立不住，勞榮枝被判死刑並不冤枉。
一、勞榮枝屬於主犯
根據刑法規定，主犯與從犯有較大的差別。
所謂主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應從重打擊，對其定罪量刑，按照其所參與的、組織的、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減刑、假釋也應作從嚴掌握。相比主犯，從犯是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共同犯罪人，情節更加輕微，“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在勞榮枝看來，自己不過是法子英的“犯罪工具”，或者說“小跟班”，屬於被動接受任務，實際起到的作用也不大，應算是從犯。如果被認定為從犯，她也許還有免死的餘地。
但勞榮枝錯了，她的所作所為，恰恰證實，自己也是主犯。這不僅是因為，兩人犯罪前有共同的預謀，有明確的分工。
以合肥殺人案為例，勞榮枝負責購買冰櫃，引誘殷某到住處並捆綁、看守，這些所謂的“輔助”行為，與法子英持刀殺人一起，構成了殺人犯罪的有機整體，沒有主次輕重之分。
二、勞榮枝有犯罪的主觀故意
根據刑法，脅從犯是被脅迫犯罪，罪責也比主犯要輕，“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勞榮枝表示，“受法子英毆打脅迫後參與犯罪活動”，“曾多次向法子英提出分手，但法子英以威脅傷害她的家人為由，拒絕分手”，“非常害怕……不可以和他分手，如果分手的話他會去報復我的家人”，所以自己只能算是脅從犯。
但是，從勞榮枝的實際表現看，主動犯罪的痕跡非常明顯。比如，勞榮枝在訊問中供述，在南昌殺人案中講到，“不如一把火燒了這個家”。為了保險起見，她讓法子英剪斷了熊某和其對門鄰居家的電話線。
又比如，在合肥殺人案中，勞榮枝還主動發揮，在殷某讓妻子拿錢的字條上新增“少一分錢我就沒命了”、“他的同夥一定會讓我死得比剛才那個人還快”等內容。這樣的行為，很難看出是一個被脅迫的弱女子所為，更是一個經驗老到的同夥犯。
▲ 4分鐘看勞榮枝一生：致7死後逃亡20年。影片/新京報動新聞
三、勞榮枝的坦白不足以從輕
勞榮枝歸案後，如實供述自己常州綁架的事實，系坦白。根據刑法規定，“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根據有關司法解釋，坦白罪行甚至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但這裡的用詞是“可以”，而不是“應當”。究竟能不能從輕處罰，還需要法院綜合罪行輕重、悔罪程度等作出判決。
勞榮枝罪行之重，沒有懸念。
法庭判決也說得比較清楚了，“故意殺人致五人死亡”，“搶劫致一人死亡，搶劫數額巨大，並具有入戶搶劫情節”，“綁架致一人死亡，勒索贖金7萬餘元”，這樣惡劣的犯罪情節，這樣殘忍的手段，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極大，即便是有坦白情節，也“不足以從輕處罰”。
正如法援律師所言，“勞榮枝說她這些年過得很苦，你的苦能和朱大紅（（勞榮枝案被害木匠陸中明妻子））比嗎，朱大紅是肉體精神雙重煎熬，勞榮枝身負7條人命，你懺悔過嗎？”
從勞榮枝的表現看，著實找不出什麼悔罪情節。
四、勞榮枝亡命20年，仍在追訴期限之內
根據刑法規定，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20年期限，不再追訴。勞榮枝揹負7條人命，逃亡20年，很多人曾擔心，她逃過了刑事案件的追訴期限，不用被追究刑事責任。
其實，勞榮枝並沒有逃出法網。刑法中明確規定，“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勞榮枝所涉刑事案件，早已被立案受理審判，同案犯甚至已被處決，故而“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而且，就算這些殺人案件當初沒有被立案、受理，考慮到性質的嚴重、情節的惡劣，影響的重大，也屬於必須追訴的刑事案件，按照刑法規定，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後，仍可以追訴。所以，勞榮枝根本就不可能成為漏網之魚。
五、勞榮枝就算積極賠償，也不足以償其罪
勞榮枝到案後，向死者家屬道歉並表示願意積極賠償，表示如果有機會，希望透過眾籌方式給受害人家屬進行賠償。
積極賠償受害人親屬，爭取諒解，的確可能對量刑產生影響。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被告人案發後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並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酌定量刑情節並非法定量刑情節。具體到這起案件，考慮到案件後果極其嚴重，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危害性極大，就算積極賠償、受害人親屬諒解，也不可能改變定罪量刑的尺碼。
更何況，勞榮枝落網時，身上只有3萬元左右的存款，連4萬元的附帶民事賠償都不夠。所謂的賠償受害人親屬，取得對方諒解，只不過停留在嘴上，遑論從寬處理了。
法治社會下，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勞榮枝一審判死刑，她有權上訴爭取免死，而司法也會依法落槌定音，給當事人、給公眾一個正義的答案。
特約撰稿人 | 柳宇霆（法律學者）
編輯 | 丁慧
實習生 | 韋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