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一直是一衣帶水、休慼相關的鄰國，兩國都曾在近代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影響，二者也幾乎在同個時期進行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努力向西方列強學習以增強國力。
但是二者後來的命運卻大相徑庭，這其中有諸多原因，但我們或許可以從兩國對教育的投入和重視程度看出一點端倪。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便大力引進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同時大力興辦新式學校，近現代日本聞名於世的一些學校就是那個時期開辦的，如京都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
而中國的近代教育也在跟日本差不多時期開始興起，但是發展阻力重重、程序緩慢。其實當時清政府的財政狀況雖然十分糟糕，但比起剛剛起步的日本卻強上一些。可是晚清政府冥頑不靈、固執守舊，一直對近代西方先進的教育不夠重視，甚至還有一些懷疑和抵制，致使中國在近代教育上漸漸落後與鄰國日本，最終釀成了民族悲劇。
中日兩國的教育差別終於在一場國運之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甲午海戰中，中日兩國海軍雖然在武器裝備上旗鼓相當，但是除去其他因素之外，中日兩國士兵的教育水平和素質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
同一級別的官兵中日兩國的受教育程度卻有著天壤之別，日本海軍無論是士兵還是將軍，大都接受過優良的教育，尤其是各級海軍軍官，個個都受過系統正規的西方近代教育；而反觀中國方面的北洋水師，除了極個別高階將領在國外受過完整的西式教育之外，絕大多數中下級官兵很少有過正規的教育，甚至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水師官員，竟然對近代海軍一無所知。試想由這樣的領導指揮北洋水師跟受過優良教育訓練有素的日本海軍作戰，不失敗才是最沒天理的道理。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政府又用中國方面的鉅額戰爭賠款（共約兩億三千萬兩白銀）大力發展本國教育。日本不僅興辦了更多的新式學校，還在全國開始實行義務教育，規定適齡學童必須要接受學校教育，如果家裡有適齡兒童不去上學，國家要對這個家庭進行罰款，嚴重的還有可能要坐牢。
日本正是‘合理’地利用了它在甲午戰爭中獲得的賠款，目光長遠地對教育進行投資，所以才使它從此走上了國家發展的快速通道，為日後成為世界強國打下堅實的基礎。十年後，日本的教育優勢再一次發揮出巨大的效力，在1905年一舉打敗了俄國，正式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
而反觀中國，本來清政府就對教育不大熱衷，再加上甲午戰爭的鉅額賠款，使得它對教育的投入更加捉襟見肘。此時外交內困的晚清政府，正忙於應付混亂糟心的國內局勢和國際形勢，哪還有精力和財力來重視教育，中日兩國的教育差距被進一步迅速拉大，中日兩國至此走上了由教育而導致的惡性迴圈。中國越弱越不重視教育，然後變得更弱；日本越強越重視教育，然後變得更強。
北洋時期，雖然中國政府也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進行了一些努力，但無奈當時國內局勢混亂，各地軍閥整日忙於混戰，而且國家經濟落後，北洋政府就是想要發展教育也是‘有心無力’。
隨著革命思想的深入和人民思想上的覺醒，普通大眾也開始感受到教育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國內興起一股‘留學熱’，中國有志青年如飢似渴地吸收國外先進的教育，為後來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事業積蓄了堅實的力量。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教育事業蓬勃發展，不僅新建了一大批高等學校，而且還普及全民教育，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使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上了一個臺階。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全社會興起一股‘科教興國’的熱浪，國家投入大量資金髮展教育，中國的教育受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程度的重視，使我國的教育事業迎來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同時也慢慢地縮小了我國同日本之間的教育差距。
縱觀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不難發現中日兩國的國運對比，其實是兩國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程度的對比。日本在甲午戰爭後‘抽’中國的‘血’來給自己國家的教育進行‘輸血’，為本國贏得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可是卻讓中國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災難，使本已落後脆弱中國的教育事業更加雪上加霜，也使兩國從此走上了令人唏噓不已的發展道路。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希望我們能以史為鑑，重視教育尊重教育，加大對教育的投資，提高教師待遇。這樣，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民族也才有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