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歷史上的鉅商大賈，生前苦心孤詣，集聚鉅額財富，最後都是老鼠生兒，給貓忙了一場。
跛足道人唱到，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西方人在財富面前相對達觀一點，安德魯·卡內基說，“我只是上帝財產的管理人，在鉅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
在天人合一的東方王朝，這個上帝就是朝廷，鉅富們是“上帝財產的管理人”，最後財產終究還是要歸朝廷這個上帝的。
福布斯排行榜，就問你服不服，郭德綱說，服不服排行榜，不服，就把你撕了。
這些年，這種排行榜，成了殺豬榜。
從古到今，我們社會就在崇拜財富和仇視富人的怪圈裡打轉，幾千年都出不來。
一個首富誕生了，大家都膜拜叫好；同樣一個首富倒下了，大家還是拍手稱快。
而農業社會，財富來源最快只能是商業。
大河文明，溫潤的氣候下，繁衍著眾多的人口，而要養活這眾多的人口，要聖朝永固，則“農業為天下根本”，商業則是微末，士農工商，商人地位低下。
農業文明下，在朝廷看來，不事稼穡的商人是有原罪的；“商人重利輕離別”、“無商不奸”，上行下效，民間對商人觀感同樣不佳。
即便一個商業奇才，奮鬥終生，最終成為富可敵國的鉅富、首富，如果沒有政治地位的加持，也不過是一介奸商而已。
鉅富並不能帶來地位和安全，甚至會成為負資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麼這些鉅富們，富可敵國其實是一種原罪，而他們自己，則註定成為朝廷用過的一塊抹布。
每個家庭灶頭可能都有一塊抹布，它是主人們離不開的，卻又是無足輕重常常被嫌棄的，抹布的宿命是幹髒活累活，抹布們就算清洗的再幹淨，也無法改變骯髒破敗的本質。
為了主人，它們只能任人揉搓，它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但它們卻是主人家庭衛生的維持者，抹布一生無怨無悔，為主人做一些髒、雜、亂的活，全心全意為主人獻身，最後卻被拋棄的悲劇主角。
在古代王朝中，首富們的角色就和抹布一樣，從范蠡到呂不韋、從沈萬三到胡雪巖都是如此。
當朝廷需要你的時候，你就是富甲一方、高朋滿座的紅頂商人，但一旦政局有變，或你已無價值，那麼等待首富們的只有如抹布一樣的命運。
從髒抹布到鮮韭菜，只有一步之遙。
小瀋陽說，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人還在，錢沒了。
春秋首富陶朱公，就是大家熟知的范蠡的資產已經超越了越國國君。
之後越王勾踐被俘，范蠡一心輔佐勾踐東山再起，散盡家業，最終幫助勾踐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位大霸主。
可結果呢？司馬遷著作《新書·耳痺》中明確記載，“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系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
也就是說，越王勾踐滅吳後，將幫助他滅吳的幾位功臣都被他殺掉，范蠡是捆上石頭，投五湖溺亡。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說的就是這個智慧的陶朱公最後悲催的抹布命運。
奇貨可居的秦國首富呂不韋，大起大落的人生，更加耐人尋味。
呂不韋生於商人世家，“往來販賤賣貴”，行走於趙、魏、楚、韓、秦等國從事貿易生意。
在秦朝的統治下，商人的地位極其低下，穿著帶有特殊卑賤標誌的衣服。即便如呂不韋般的首富，也不能乘坐高車駟馬。
商人的地位和家奴、相差無幾。
當呂不韋的財富積累到“家累千金”後，他開始有了有“洗白”的念頭。
他想做一個造王者，將秦異人推上秦王寶座，作為回報，秦異人繼位後以相國之位為回報，具體收益為與秦異人共享秦國土地。
這還是真是一筆“大買賣”，在呂不韋決定做這個買賣之前，他與父親也進行了一場對話，精彩絕倫：
呂不韋問父親，“耕田的利潤最高能有幾倍？”答曰：“十倍。”他又問，“做珠寶買賣的生意可得利幾倍？”答曰：“百倍。”
再問：“那麼如果立一個國君，可得利幾倍？”答曰：“無數倍。”
呂不韋感慨到：“每天拼命種地、做買賣，都未必吃飽穿暖，我要建國立君，做可以驚天動地的大事。”
呂不韋是一個大膽的商人，膽子大到敢和朝廷一把手做生意！他到死都沒明白，與君王做生意，無異於“與虎謀皮”。
呂不韋的結局，早就註定了。
奇貨可居？嘿嘿，與虎謀皮而已，當以他的名義編撰的《呂氏春秋》出高價懸賞錯字的時候，這個呂相國就飄了，命運也就註定了。
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