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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芝龍的船幫集團在福建海出現是值得深思的。他出生於泉州府南安縣的石井村，少年便隨李旦到了澳門，信仰了基督教，懂得葡萄牙語，這些條件有利於其日後的商業活動。他早期的活動範圍是澳門—馬尼拉—日本之間。
1、鄭芝龍何以能崛起？
1612年似是他首次航抵長崎，據日人木宮泰彥的研究謂：
“（慶長）十七年（1612）二十五日，明舶與日本商舶由呂宋歸國者二十六艘，舳艫相銜而入長崎，皆是明人，鄭芝龍之來日本即在是時。“
當時鄭芝龍應是追隨李旦負責馬尼拉至日本的海運，這本來是海商李旦的航線。李旦原是馬尼拉的華商領袖，他早在1613年以前便移居日本平戶，並被推舉為日本華商領導。
李旦對日本的反基督教行動似有所覺察，以為日本與馬尼拉和澳門的貿易終將衰落，
所以，他在1614年便開始前往臺灣及澎湖等地從事貿易活動。
換言之，在荷蘭人據臺以前，李旦在臺灣及澎湖已活動了一段時間，他日後成為中、荷之間的斡旋者是與其地緣有關，有學者認為鄭芝龍在1620年便以臺灣為“巢穴”，其實應說是追隨李旦在臺灣活動。
因為1624年日本禁止西班牙人來航，馬尼拉與日本的貿易已沒有作為。鄭芝龍可能在1624年之前便轉到臺灣活動，其後當上了荷蘭人的通譯，這應是李旦的巧妙安排。
這樣一來，在廈門有許心素代理，在臺灣有鄭芝龍代理，他自已則可以回日本坐鎮。
很不幸，李旦在1625年8月逝世，而鄭芝龍則“乾沒其金，並在海上寇。”
李旦死後，在臺灣的鄭芝龍便成為集團之首。
不過，荷蘭人似乎並不重視他，因為能夠為荷蘭人出力的是許心素。
荷蘭人、許心素、楊六、俞諮皋已因貿易關係結合成一結構性的走私集團。
但是鄭芝龍是被排斥的，同安知縣曹履泰就提到：
“撫賊楊祿（六）等原系鄭芝龍夥黨，祿等領龍銀、備器械為賊具，及招撫之時則撇出芝龍。”
鄭芝龍落海為寇雖是衝著楊六、許心素而來，但他有著更多的考量，鄭芝龍能憑著敏銳的觀察力及靈活的手法，開始發展自己的事業。
他清楚的看到葡、日間的澳門貿易或者是西、日間的馬尼拉貿易已後繼乏力，他看出荷、日貿易隨著荷蘭人在臺灣統治而趨於活躍，這也意味著中、荷臺灣貿易必將成為新的航線。
他在1627年入寇中左所（廈門），正好說明原來的貿易框架已遭破壞，他在福建的積極經營是為了重建新的貿易架構。
剛好，此時是明代走向衰敗的開始，軍事資源與力量主要集中來應付遼東的滿洲及西北的流寇。對於福建沿海的防衛已不再被提及，加上總兵俞諮皋無心戀戰，竟為鄭芝龍提供了機會。
2、鄭芝龍究竟有多強？
天啟七年(1627)三月，鄭芝龍聚眾數萬，舟數百攻擊銅山所…繼而是中左所，總兵俞諮皋與副將陳希範閉門不出，鄭芝龍在居民面前指責俞諮皋負約之罪，並揚言”必得楊祿、楊策、許心素而後去。”
可見，鄭芝龍的發難與貿易利權關係密切。其後，鄭氏乘勝直抵內地，“遍搜各港民兵船而一併焚之”。派大船出大擔劫洋船，又入亨泥港報水。在“賊勢猖狂，援兵不至”的情況下，中左所為鄭氏“耽耽視之，其意全在俞總鎮”。
而楊六則在許心素家，“招兵自衛，賊亦未能遽攻。”
在同安知縣曹履泰心目中的許心素、楊六和鄭芝龍都是一丘之貉，他向福建巡撫朱一馮報告時提及許心素揚言：“倘追之急，則有轉而從紅夷。”
事實上，當時就有荷蘭船靠泊在浯嶼，俞諮皋謂：
“夷之攻賊，確然可信。當時形勢十分複雜，前諮皋不但以賊制賊，且勾紅夷，攻擊鄭芝龍，結果是荷蘭人敗逃。“
可見鄭芝龍實力太強，局面已不是俞諮皋所能控制。
當時，鄭芝龍的：
“徒黨皆內地惡少，雜以番倭驃悍，三萬餘人矣，其船器則皆制自外番（指紅夷），艨艟高大堅緻……統炮一發，數十里當之立碎。”
本年十二月，鄭芝龍再度攻擊中左所：
“官兵、船、器俱化為烏有，全閩之震動。”而總兵俞諮皋竟“越城而逃，潛抵同安。“
3、海禁的影響
這次的襲擊“海寇結夥流突內地，如沿海浯洲、烈嶼、大嶝、澳頭、劉五店、中左等處焚掠殺傷，十室九竄，流離載道。”
當時，真的是“逼海皆，民無片帆可以往來，商販生理斷絕。”
訊息傳抵北京已是崇禎元年(1628)正月，給事中顏繼祖彈劾俞諮皋謂：“錢神有靈，冰山足倚，聽強寇蹂躪內地、同安、海澄間，故閩帥不可不去。“
明思宗見事態嚴重，隨即下令逮捕俞諮皋審查，本年三月巡撫朱一馮罷官。由熊文燦接任，俞諮皋本擬死罪，後免死，革去世襲軍職。
最不幸的是，明思宗對於海外貿易問題並不瞭解，朝廷大臣也沒掌握海外形勢的變化，以為海禁便可一切恢復安寧。
崇禎元年三月，當福建巡按御史趙蔭昌提出“請禁洋舡下海”時，朝廷便馬上作出“禁漳、泉人販海”的決定。
福建海澄月港在隆慶元年（1567）開放出外貿易，不但化解倭寇帶來的危機。這裡一直是海外白銀直接輸入的唯一口岸，也因此帶動本地及內地的發展。
近年由於荷蘭人和海上私商的騷擾以及戰火的蹂躪，這裡已失去萬曆年間的繁榮景象，對外貿易地位逐漸衰退。
明思宗再度實施海禁即意味著走私海商船幫更趨激烈，福建沿海的發展將不是朝廷所能控制。
俞諮皋被逮，對荷蘭人來說並非好訊息。俞諮皋在荷蘭人撤出澎湖時會答允，可在臺灣進行貿易。由於沿海走私海商的爭奪與騷擾，貿易並未履行。
荷蘭人曾在1626年4月派船至廈門找許心素談判，其後因鄭芝龍的動亂，貿易仍沒法展開，當時荷蘭人與鄭芝龍並非同夥。
4、荷蘭人為何選擇鄭芝龍？
這可從《巴達維亞日記》的記載得知，1628年6月的記錄中提及：
聞中國海賊在海上稱霸，我國人不得已退避之，賊人一官（鄭芝龍）擁有戎克船一千艘……佔領廈門及海澄，破壞焚殺，故人皆畏。”又提及一艘荷船West Cappel號從平戶開往臺灣途中，“已為海賊所襲而被捕。“
這艘船上連荷蘭人在內共有76名俘虜，鄭芝龍命令他們攜帶武裝守衛他的住宅。由於要開啟中國貿易，巴達維亞總督決定增加多艘戰艦帶回貨物前往中國，試圖與軍門(巡撫)、都督(總兵)或其他大官交涉，訂立貿易協定。
開闢泉州（漳州）與臺灣的航線，如果成功，荷蘭人願意“竭盡全力以破海賊，作為報酬。”
但如失敗，則致力於攻擊前往雞籠和淡水貿易的戎克船，甚或北上南京海岸或進至朝鮮，“務盡一切手段，努力在任何地方開始貿易。
”
俞諮皋的下臺，意味著荷蘭人與明朝官方唯一的溝通管道中斷，與許心素的貿易也將無所作為，荷蘭人必須重新尋找合作者。
當然，巴達維亞並不甚瞭解福建局勢的變化。鄭芝龍在天啟七年（1627）底的出擊，迫使泉州府鄉紳“議撫”聲四起，鄭氏則以兵護送谷糧船隻救濟同安，成為當地的秩序維護者。
不過，同安知府曹履泰對鄭氏並無好感，抱怨鄭氏既撫之後仍然“番服包紅，露刀殺人。”
所以，當新巡撫熊文燦一上任便收到曹履泰的信，他指責鄭芝龍“始而挾撫，繼而要劄，又繼而擇官。”
因而認為若要招撫，“必當有以散之或南路、中路、北路各處調發，黨與既分，邪心自息。“
可見曹履泰根本不信任鄭芝龍，問題是自俞諮皋被逮捕後，中左所已變成無政府狀態。所謂：“泉南重地，竟無一將一兵以為自固之計。”
5、鄭、李大戰的結局
巡撫熊文燦經過二個月的瞭解後，似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他終於接納泉州府士紳招撫鄭芝龍的建議，以招撫鄭氏緩服群寇。其時東北吃緊，朝廷不可能接兵南下，福建只能自力救濟。
熊文燦在崇禎元年（1628）六月奏報鄭芝龍：
“不殺不焚，頗有悔罪之意……正月十八就中左所受撫，餘眾漸行解散。”
這當然是為鄭芝龍脫罪之辭，朝廷在七月亦正式接受鄭芝龍的歸降。
鄭芝龍接受招安的目的是要透過合法身份來操控對外貿易，現在他的目的已達到。他的同夥李魁奇就是“因分贓不均”而叛去的，這可能涉及對外貿易的利益。
李魁奇在崇禎元年九月：
“奪船背去，招納亡叛，與芝龍為難…。十二月初九日，魁奇連結陳盛宇、鍾六（即鍾斌）、週三諸夥以四百餘入舊浯嶼約戰。”
李魁奇的反叛，竟將鄭芝龍的船艦炮械俱挾之而去，鄭氏僅餘船數十隻，兵六百名。“從李魁奇的號召力來看，其實力不亞於鄭芝龍。
鄭、李長達一年多的戰爭，表面上，鄭芝龍具有明官軍的合法身份，而李魁奇仍為海寇。
然而鄭、李之戰純粹是貿易利權的爭奪，不必懷疑鄭芝龍企圖壟斷福建沿海的對外貿易。
他在1628年10月1日（崇禎元年九月四日） ，便與臺灣的荷蘭長官納茨訂有為期三年的貿易契約。
李魁奇剛好這時叛去顯得事出有因，其時，鄭氏已控制福建沿海及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權。
這可從李魁奇提出歸順條件中窺知，他說：“招安之後，呂宋通販，如芝龍故事。”
當然這是鄭芝龍與福建當局的約定，顯然都是不合法的協議，因朝廷已下達海禁令。
李魁奇的招安並沒有實現，鄭芝龍為了本身的利權，必然全力對付李魁奇。戰爭從閩海轉戰至粵東，李氏重回中左所，可見李氏實力強大，非鄭氏所能輕易除掉。
崇禎二年（1629）十一月，李魁奇同夥鍾斌駕大烏船十八艘叛離，有意投向鄭芝龍，這使鄭氏實力大增，就在同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1630年2月9日），鄭、鍾聯手攻中左所，李魁奇為鍾斌所生擒。
由於鄭芝龍威望日盛，馭眾甚嚴，中左所人心漸安。鍾斌也許未得應有的反饋，他竟統領船隻南下追擒叛黨，實質是分佈外洋以窺伺商船，進行擄掠洋客的勾當。
鍾斌大概與鄭芝龍周旋了一年多，崇禎四年（1631）正月二十一日，鄭芝龍親率水師圍攻南澳時，鍾斌突圍，潛遁外洋，官兵窮追，不知所跡。
是時，謠傳許心素被鄭芝龍侍從所殺，事實上，在1628年，鄭芝龍攻廈門時，許心素已為鄭芝龍所殺，相信楊六亦同時被殺。
自此以後，許心素、楊六再沒出現。換言之，鄭芝龍終於得嘗所願，確立了在福建沿海的軍事力量，及控制了對外貿易的利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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