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清政府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儘管鴉片戰爭之敗道光帝負有主要責任，但具體經辦者也脫不了干係，時任兩江總督的耆英在簽訂條約的過程中，欺上瞞下，一味妥協退讓，致使國家利益受損。當然，這樣一個裡通外國的賣國賊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道光在世時，耆英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咸豐即位後，即親筆硃諭歷數耆英“畏懼無能、抑民以奉夷、惘顧國家、喪盡天良”，將其從正一品大學士降為五品頂戴，以六品員外郎候補。就這還是咸豐帝大發慈悲，從寬處理了。
耆英受到處罰後，不但不知悔改，心中充滿怨氣，他竟公然書寫楹聯：“先皇隆褒，有膽有識；時皇罪過，無恥無能”，藉此發洩心中的不滿與憤懣。小鬼罵城隍，豈不是找死嗎？當時的專制制度下，耆英如此大膽，確為尋死之道。八年後，耆英被賜自盡。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咸豐八年（1858年）初夏，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臺，不久兵抵天津，京師震動。咸豐帝急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議和。桂良、花沙納從未辦理過對外交涉事務，面對英法聯軍的蠻橫態度，恃強要挾，竟至一籌莫展。
巡防大臣惠親王綿愉以耆英較為熟悉外國情形，且為外國人所信任，上奏咸豐帝“棄瑕錄用”，耆英本人也表示願意。咸豐帝遂再次起用耆英，授予侍郎銜。但耆英萬萬想不到，由此，他走上的不是重新崛起的光明坦途，而是通往黃泉冥府的不歸之路。
當時，咸豐帝的如意算盤是，先由桂良等人出面答應英法提出的一些條件，如英法表示滿意，即可簽約議和；如英法仍不滿意，可由耆英再行允准幾條，這樣外國人或許即可就我範圍內滿意簽約。或者由桂良、花沙納對英法提出的各種要求先行拒絕，然後再由耆英出面調和。
但是，英法議和代表，不但不對耆英抱有任何好感或信任，反而對其表示出特別的不滿和鄙視。原因是他們攻佔兩廣總督衙門後，繳獲了一些清廷官方檔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朝廷報告其如何欺矇、敷衍、控馭“外夷”的奏摺。
在議和的過程中，英國人拒絕與耆英會面，並拿出耆英的奏摺，交給桂良、花沙納等閱看。耆英當時被搞得很狼狽，窘困異常，無法繼續參與對外議和談判，隨即他便離開了天津返回京城。
按照耆英的說法，此次對外議和，事關機密，且外國人耳目眾多，不能以書面形式上奏，因此必須親自回京向咸豐帝報告。桂良、花沙納也認為英法對耆英頗為不滿，他們對耆英的鄙視、報復，事關清廷尊嚴，奏請咸豐帝允准耆英進京面陳夷情。
但是耆英在未獲咸豐帝允准之前，即擅自離開天津返回京城。咸豐帝聞訊後大怒，以耆英辦理夷務，實屬無能，於大局未定之時，“不候旨擅自回京，實屬自速其死”，他命僧格林沁將耆英鎖拿。惠親王綿愉因保舉不當，自請處分，同時奏請將耆英審訊後即行正法。咸豐帝命恭親王奕訢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共同審訊耆英。
奕訢等人從大清律例的角度出發，認為耆英不候旨即自行回京，確屬冒昧糊塗，不合情理。但是，耆英並非統兵將帥，而且私自回京也是擔心議和決裂。遍查大清律例，並沒有對清廷大員無旨擅自回京應做如何懲處的專門條文，因此奏請咸豐帝，將耆英定為絞監候。
不過，時任理藩院尚書的肅順從振刷政治的角度出發，上奏咸豐帝：耆英的供詞多為巧飾之詞，並無不可在奏章內奏陳的機密之事，顯然是居心巧詐，對於這樣的無能者，應該即行正法。最終，咸豐帝下令耆英自盡。
有不少人認為肅順堅決主張處死耆英，難免有挾私報復的成分。不過，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無論是咸豐帝也好，肅順等人也罷，他們之所以要罷斥穆彰阿、處死耆英，主要是治亂世用重典，是整治吏治的政治需要。更何況，這個耆英本就該死，讓他白活了十多年已經算是便宜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