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寬容”成就了羅馬帝國，那令羅馬覆滅的又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應該就是“Hubris”（傲慢）了。“Hubris”一詞源自古希臘神話，形容人所擁有的極大野心和自尊心使得自信成為傲慢，最終使人墮入萬劫不復之地。“Hubris”是古希臘悲劇的核心要素，而羅馬人面對獨裁時，近乎偏執的厭惡可能也由此而來。
這裡跑個題，為什麼說“Hubris”是悲劇的核心呢？因為悲劇是勝利者的專屬代名詞。如果原本就是失敗者，對他而言也就無所謂喜劇與悲劇之分了。悲劇，正是用以描述身為勝利者的幸運兒如何變為失敗者的過程，所以我們才會說悲劇只降臨在勝利者的身上。
關於羅馬帝國的滅亡，有幾個大的原因值得談一談，首先就是外族的入侵。帝國時代末期的羅馬深受外族入侵的襲擾；另外還有前文提到的基礎設施老化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甚至軍事費用的增加也讓國家財政陷入了困境——但這些都並不是讓羅馬帝國加速進入末期的根源。
畢竟，羅馬被外族入侵早也不是一次兩次的事情，所以外族入侵本身並不構成任何問題，關鍵在於外族的頻繁入侵使羅馬失去了反抗的力量，讓帝國邁入了遲暮；公共設施方面也正如先前所提及的那樣，確實，就算是出資對設施進行維護與修繕，富人們也無法從中得到相對划算的回報，對此積極性不高也不難想見。雖是事實，但積極性不高不等於完全置之不理，相反，在這期間還是有過幾次排查和修整的。然而，腐朽與老化日益加劇的設施，本來就應該儘早置換全新的……當然這就是後話了，其本質體現在富人階級的錢包沒有以前那麼鼓了。
還記得筆者上文說到的參軍條件嗎？富人階級的萎縮也與軍事費用的減少直接相關。18世紀之前，大多數國家的財政支出中軍事費用都佔了很大的比例，軍事預算佔到全部預算的2/3是相當常見的。而羅馬也不例外，軍費支出大約佔國家財政的七成。在這種條件下，疆域遼闊的羅馬帝國能夠正常運作，靠的是中央派遣至全國各地的官僚的慘淡經營，而各地進行國家運營管理的費用，大多也由當地的志願者自費承擔。為何要充這個大頭？無他，始終貫徹“先代遺風”並獲取“名譽”耳。
像這樣純粹依靠個人資產多寡和名譽心支撐的國家運營是十分脆弱的。國家發展穩定則已，而一旦政局不穩就會滋生各種問題，陷入危險的境地。歷史上，羅馬在3世紀時有軍人亂世上位，為了平定不安的局勢，軍事活動就顯得更為必要，籌措軍費的過程中也不得不對公民課以重稅。富人階級比較有手段，他們能透過各種方式逃稅漏稅，所以課稅最後變成了對貧民百姓單方面的剝削。結果稅收非但不見漲，還引發了群眾不滿，使得事態進一步惡化。
另有經濟學家指出，以羅馬為首的奴隸制社會中，重活累活全部都由奴隸來承擔，上層不識民間疾苦並大嘆“何不食肉糜”，自然也就不會在改良和最佳化上花太多心思。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新鮮的觀點，筆者也深有同感。
羅馬能發展到此等高度，與其向古希臘或伊特魯里亞學習時展現出的靈活性有關。而在羅馬成為帝國“勝利者”後，卻變得傲慢而不自知，也不再追求自己昔日引以為傲的靈活性了。所以我們能得出結論，羅馬的覆滅是羅馬帝國忘記初心，變得“Hubris”之後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其實日本不也犯下了同樣的錯誤嗎？近年來不斷髮生的日本企業資料竄改案件便是一個危險的徵兆。它意味著，日本正在逐漸失去維持靈活性所需的誠實品質。深知羅馬最終結局的筆者，不禁要為日本的未來感到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