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年間，有位義大利傳教士來到了澳門，後來經過肇慶、南昌、南京、臨清，並且像正德時代的葡萄牙使者一樣，透過宦官的路子，輾轉到了北京，一路傳播可能使明朝“華麗轉身”的外部資訊。
利瑪竇畫像
這位來自“大西洋”的義大利傳教士名字翻譯成中文，叫
“利瑪竇”
。當時內地的中國人把藏族佛教徒叫“番僧”，於是便把這位來自大西洋的傳教士叫“洋僧”或“西僧”，也就是“洋和尚”、“西洋和尚”。因為在一般的老百姓眼裡，只要是傳教的，都是和尚。其間的區別，只是漢族和尚或者藏族和尚、中國和尚或者外國和尚，如此而已。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公曆1601年的1月24日，利瑪竇到了北京。本來歐洲人到亞洲來、到中國來是很正常的事情，且不說元朝大開放時代，馬可·波羅等歐洲人大批次來到中國，即使在“海禁”盛行的明朝正德年間，荷蘭使者也曾經到過北京。
馬可·波羅畫像
但是，到了萬曆年間，利瑪竇的到來仍然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禮部官員查閱《明會典》，說上面只記載了西洋國及西洋瑣裡國，沒有什麼大西洋，更沒有聽說什麼“義大利”，所以，這個名叫“利瑪竇”的“洋僧”，“真偽不可知”。
可見，這個時候的明朝“朝廷”封閉到什麼程度
。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禮部官員在糊弄萬曆皇帝，因為皇帝想接見利瑪竇，他們想極力阻止。
萬曆皇帝畫像
自鳴鐘、世界地圖，還有三稜鏡、聖母瑪利亞的畫像及一些歐洲的書籍。
利瑪竇進獻的自鳴鐘圖樣
利瑪竇到北京後的一個月，他的禮品由馬堂送進了皇宮，立即引起皇帝和貴妃的極大興趣。特別是各種造型的自鳴鐘，不僅在中國，在整個遠東，都是前所未有，簡直令人無法思議。直到這個時候，中國的報時，靠的還是“水漏”“沙漏”或“日晷”等，“更夫”也是各地不可或缺的職業。謝肇淛《五雜俎》將當時中國的報時方法和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做比較，說到自己的感受：
“西僧璃瑪竇有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遇一時輒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訛也，亦神矣。”
大意就是說，利瑪竇的自鳴鐘可以準確報時長達一整年的時間。
不僅自鳴鐘，利瑪竇進獻的世界地圖，當時叫
《山海輿地全圖》
，又叫
《坤輿萬國全圖》
，同樣在中國是前所未有。因為儘管有鄭和下西洋，有汪大淵、伊本·白圖泰記載，但他們都只是活動在印度洋，還是地球的“這一邊”，卻不知道地球的“那一邊”。所以中國人相信的，仍然是天圓地方的概念，不知道世界的全貌，不知道地球竟然是圓的。
《坤輿萬國全圖》（區域性）
不知道萬曆皇帝見到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有何感想，只是知道類似的地圖在利瑪竇帶到中國來的時候，有另外的西方人帶到日本，令日本人大吃一驚，原來日本這麼小？因為他們一直以為，自己是“大日本”。
轉眼之間，利瑪竇到北京已近一年。禮部官員始終對這個“洋僧”不放心，提出將其遣返。但是，禮部不提倒罷，提出來倒是提醒了萬曆皇帝，原來這個“洋僧”還在北京，但這位洋僧到底什麼樣子，卻不知道。好奇心促使萬曆皇帝派了兩位畫師，給利瑪竇和他的徒弟畫“等身像”。畫師在利瑪竇的配合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萬曆皇帝見了利瑪竇的畫像，不禁笑了起來，這不是個“回回”嗎？所謂“回回”，是從阿拉伯來的回族人。
身邊的宦官提醒皇帝，利瑪竇不是“回回”，因為他和他的徒弟們都吃豬肉。也許是因為利瑪竇贈送的禮品讓皇帝開心，也許是因為利瑪竇的畫像讓皇帝產生好感，也許二者兼而有之，萬曆皇帝下旨，允許利瑪竇在北京長期居住。
從此，不但是利瑪竇，和利瑪竇一樣來自大西洋的“洋僧”接踵而至，北京城裡從此多了一道風景線。
這是“大航海時代”來到中國大陸、來到北京的第二股西方勢力。
第一股西方勢力，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這股勢力的到來，無疑是對明朝的一個挑戰，因為明朝的廣東當局幾乎沒有力量控制澳門葡萄牙人的活動。但同時也給了明朝一個機遇，一個學習西方商業經營和武器製造的機會。努爾哈赤在天啟六年帶著女真軍隊想進山海關，結果在寧遠被袁崇煥指揮的明朝軍隊用火炮擊傷。這些火炮，或者產自澳門，或經由澳門的葡萄牙人賣給明朝，有“佛郎機炮”，還有“紅夷大炮”。
“佛郎機炮”示意圖
第二股西方勢力，就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
“大航海時代”直接造成了西方的海外擴張史。在這個擴張史上，基督教、羅馬教皇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瑪竇以及隨後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正是被羅馬教皇派遣到東方來傳播西方文化、傳播基督教的。所以東方的歷史學家們認為這些傳教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後來的英國、法國“殖民者”“侵略者”的聯軍。
西方殖民者、侵略者是透過堅船利炮對東方進行武力征服，
傳教士對東方進行的，則是文化征服
，包括西方的宗教、西方的藝術、西方的器物、西方的科學技術，如自鳴鐘等等。這股勢力的到來，無疑也是對明朝中國的挑戰，
但同時也是明朝中國的一個機遇，一個瞭解西方文化、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機遇。
利瑪竇出生在義大利的馬爾凱州，在羅馬教會學校讀書期間加入了耶穌會，學習了哲學、神學、天文學、曆法和算學，以及多種語言。後來被耶穌會派遣到東方，先後在印度、安南傳教，此後來到澳門。萬曆十二年，利瑪竇獲准進入內地，結交了一批漢族士大夫，先在肇慶傳教，此後經韶州、南昌、南京，來到北京，雖然沒有見到皇帝，卻如願以償地在北京住了下來，並且為其他傳教士的進京鋪平了道路。眾多的中國文化人出於對利瑪竇的佩服和對西方科學的好奇，成了耶穌的信徒，同時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
利瑪竇入住北京的第七年，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當時的一位著名中國文化人、編撰了《農政全書》的
徐光啟
，和利瑪竇共同翻譯出版了漢文版《幾何原理》的前六卷。此後的幾十年，有150多種西方書籍被翻譯成中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甚至和明朝欽天監的官員們，對當時已經漏洞百出的中國曆法進行修訂，制定了被清朝繼承的“崇禎歷”。
這時，距離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還有兩個半世紀，距離1894年發生的甲午海戰還有三百年，時間不是太短。但是，中國在明朝和後來清朝的統治下，沒有抓住機會，不但沒有趕上已經走在前面的西方，更被抓住了機會的日本甩在身後。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巧合，《幾何原理》後續的翻譯工作，隨著利瑪竇的去世停頓下來了。後面幾卷，直到清朝的咸豐七年，也就是公元1857年才翻譯出來，距離前六卷的翻譯時間，是250年。而這250年，正是中國被西方拋在身後的2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