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魏的二元政體:破解胡人難題,開啟了四夷居中國的路徑參照

拓跋魏的二元政體:破解胡人難題,開啟了四夷居中國的路徑參照

文/減水書生

圖/來源網路

你好,我是減水書生,與您一同品味歷史、感悟思辨。

1。戰爭塑造了北魏

代北起家的北魏,外部環境十分惡劣。

北面是蠢蠢欲動而要跨越長城的草原柔然,南面和東面是坐擁中原的慕容燕,西面是坐擁關中的姚氏後秦,而地接河套地區還有世仇鐵弗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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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熬垮了慕容燕,但劉裕兩次北伐之後,北魏又迎來了東晉這個強大對手。

外部生態如此惡劣,而北魏還能頑強地生存下來,其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戰爭。

能消滅的就消滅,能打服的就打服,消滅不了、也打不服的,就硬扛。

拓跋魏是一個韌性極強的政權。

戰爭具有恐怖的破壞力,但戰爭也具有強大的塑造力。

就是在戰爭的塑造下,北魏加速了內部整合,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2。北魏的二元政體

這種生命力,首先體現在戰爭能力上。

北魏不僅長期保有一支彪悍的草原騎兵,而且培養了大批高素質的軍事將領,同時發展出了各種凌厲的戰爭手段。

戰場武功是表象,而戰爭背後則是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

所以,是戰爭塑造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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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政權結構,既不同於中原政權,也不同於草原政權。

它是兩種政權形態雜交而成的二元政權。

力量之元是遊牧騎兵。

地域基礎,以盛樂和平城為中心;權力代表,以鮮卑軍事貴族為主;人口基礎,主要是廣佈於代北長城沿線的遊牧部落。

財富之元是中原農耕。

地域基礎,主要是廣袤的華北平原;權力代表,以中原士族大臣為主;人口基礎,主要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百姓。

3。二元政體的形勢淵源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計劃遷都鄴城。

但是,明元遷都卻被漢族大臣崔浩給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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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諫阻遷都有兩條立論:

一是平城與河北的關係。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

距離不僅產生美而且距離也產生權力,其根源都是資訊不對稱。

平城有權力而河北有財富,平城之所以制河北,很大的原因就是資訊不對稱。

而遷都鄴城就會喪失這種源自資訊不對稱的權力。

這還是其一,而更要命的則是胡漢雜居之後該怎麼治理的問題。

無論是中原政權還是胡族政權,都難以解決這個問題。

民族融合很瑰麗,但是,制不住這種瑰麗就會是禍事。

二是平城與草原的關係。

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

赫連勃勃連年苦戰才打下了堪為天下形勝的關中之地,但是他卻沒有定都長安,而是定都統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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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得服從外部約束,定都長安自保無虞,但河套之地便不為夏有;而定都統萬,鮮卑騎兵就不敢渡過黃河。

這是大夏與北魏的關係,而北魏與草原的關係,也是如此。

4。二元政體與北魏漢化

拓跋家族在漢化問題上,從來都是寧左勿右。

為了徹底貫徹父死子繼和皇帝集權,道武帝拓跋珪遠比漢武,確立了殺母立子的百年血制。

別人漢化用詩書,而鮮卑漢化則用鮮血。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是子貴母死之制的首當其衝者。

其父拓跋珪殺其母而立之,拓跋嗣痛哭流涕,任憑道武帝怎麼勸都不行。

而拓跋嗣繼位之後呢?

他不僅堅定貫徹子貴母死之制,而且還籌謀遷都。

遷都是為了解決平城的財政窘境,但遷都鄴城更是漢化的重要內容。

明元遷都未遂,卻使北魏奠定了二元政體。

二元並非出於北魏的自覺設計,而是形勢淵起、延續使然。

逆轉胡虜無百年之運,拓跋珪的“子立母死”之制只是徒有情懷而無意義,但胡漢分治的二元政體卻大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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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漢化,起主導作用的是政權形態而不是移風易俗,就是要建立皇帝政治和中原集權的複雜國家形態。

但是,這就必須得解決財稅的問題。

戰爭而軍隊、軍隊而財稅、財稅而行政、行政而官僚、官僚而政權,而後才是國家。

中原是官僚而政權的國家,而草原則是軍隊而政權的聯盟。

草原胡人不是不想建立國家,而是貧乏的草原支撐不起中央集權。

而坐擁中原之後,主要是河北之地,北魏就能夠直接從農民手中攫取財富。

有了這個條件,北魏才能解決建立中原政權的問題。

漢化的關鍵是物質基礎,沒有物質基礎的胡人只能退回遊牧形態。

兩宋時期,金人入住中原而後實現了漢化;但是,被趕回東北後,便又重新遊牧,漢化還得從頭再來。

所以,支撐胡人漢化的是中原財富,而不是胡人情懷。

在物質基礎和社會形態的支援下,拓跋鮮卑就能夠建立複雜的政權形態,漢化也就水到渠成。

5。二元政體與北魏的皇帝政治

皇帝政治是中央集權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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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皇帝得有支柱人脈、皇帝政治得有支柱力量。

士族門閥形態下的南朝,始終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無論是司馬家的皇帝還是劉宋的皇帝,他們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支柱人脈、尋找皇帝的支柱力量。

但是,卻始終也尋找不到,一直在士族門閥的覬覦中疲於奔命。

皇帝與朝臣、皇室與士族,在一種相互猜忌中亦步亦趨,而且彼此都是如履薄冰的膽戰心驚。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但無論孰強孰弱,最後的結果總是要回歸原有的狀態。

於是,南朝一直內亂,而且內亂不斷。

但是,北魏卻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拓跋皇帝的支柱人脈,就是戰力極強的鮮卑軍事貴族。

面對中原征伐和柔然入侵,鮮卑軍事貴族從來都是是拓跋皇室的堅定支持者。

而北魏皇帝政治的支柱力量,就是以平城為中心的遊牧騎兵。

草原單于是靠壟斷戰利品的分配權來凝聚草原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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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入住中原的拓跋皇室,卻可以透過中原財稅來凝聚鮮卑、高車、匈奴等胡人部落。

於是,北魏的二元政權便獲得了兩股力量的支援:一個是遊牧騎兵;一個是中原財富。

武功,則有草原騎兵衝鋒陷陣;文治,則有中原財富源源不斷。

具體到北魏的社會形態,北方是以平城為中心的遊牧部落,河北和中原則是以漢族為主體的農耕百姓。

具體到北魏的朝堂之上,拓跋皇室居中,左有鮮卑軍事貴族、右有漢族大臣和漢化的鮮卑貴族。

二元政體,使北魏政治實現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於是,拓跋鮮卑這個最晚挺進中原、最晚實施漢化的胡人部族,不僅成功結束了十六國的百年亂世,而且打破了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魔咒。

但是,鮮卑的二元政體不是拓跋皇室自覺設計的結果,它僅是出於一種形勢上的偶然和名臣崔浩的臨時權衡。

所以,北魏朝堂並沒有將其制度化。

而拓跋皇帝們,仍舊寧左勿右地走在堅定漢化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