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早在2000多年前，荀子已經給出答案，在《荀子。哀公》一書中，荀子比喻君王與百姓的關係說：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簡單的說就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本來水載舟而行，是自然天道；可是突然有一天水出現問題，不能流動了。舟這時如果疏通航道，幫助水繼續流動，那麼舟也就繼續前行了；反之如果舟絲毫不顧水的遭遇，只顧前行，那麼舟只能觸礁傾覆沉沒。
將故事拉回到現實問題就是老百姓遭遇天災，生計無以為繼，民不聊生。這時統治者會出現兩種處理方式：第一、開倉賑災，救濟百姓，度過難關。老百姓得統治者的幫助，能夠繼續生存自然也就維護統治者；第二、置之不理，放棄遭受災難的百姓。身處災難之中的百姓，無以為生。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打破陳規，以暴力的方式尋求一線生機。統治者在各地的政府部門，儲存著百姓每年上交的稅賦錢糧，自然也就成為了百姓首要目標。
從另一方面來看，百姓每年上繳稅賦的目的，就是為了維持國家正常運營，給自己生活帶來最基本安全保障。可是在災難來臨之時，如果統治者選擇放棄災民。相當於國家沒有履行保障百姓生活的義務。百姓自然將這份怨念發洩在統治者身上，作為帝王，在享受崇高榮耀的同時，也時刻被萬民監督。一旦出現極端現象，帝王業自然成為了災民的發洩目標。
在《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段梁惠王治國的方法記載：
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
由此可見，自然災害是時常發生的，但是農民起義行為卻很少發生。這足以說明一個道理，在自然災害來臨之時，如果統治者採用合適的措施，保障民生，大規模起義是不會發生。發生大規模起義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者的統治方式，而不是實有發生的自然災害。但是自然災害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統治者的弊端，因此起義行為多發生在災害之後。
最後再說一個迷信的說法，自古以來我國都有君權神授的說法，而自然災害則被稱為天災、天譴。天災、天譴被當作是帝王無道時，上天對帝王懲罰。古代的迷信思想之下，百姓只會將責任歸結給帝王無道，天災、天譴就是上天允許推翻帝王統治的標誌。因此百姓在天災、天譴發生的時候，一旦爆發起義就會以神的名義，直指帝王統治。我國最後一次大型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的起始就是以上帝的名義，開創了拜上帝教，洪秀全以上帝之子的名起義，討伐清朝統治。
無論是災難發生帝王未能採取合理措施，規避災難，引起起義。還是迷信說法之中的天神懲罰，都有一個肯定的前提，農民在起義之時已經無以維持生計。所以兩種原因背後都有一個本質的問題：帝王的統治出現了重大問題，造成民不聊生，被逼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