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朝的滅亡，後人有很多的評論。而在明末清初，明朝計程車大夫普遍認為對農民起義軍的招安是明朝覆亡的一大禍根。而對明末招安誤撫的反思及其輿論傾向直接影響到了《水滸傳》。
崇禎十五年（1642），左懋第上《謹題為再陳息盜要著事》，直接說義軍的反叛“始於《水滸傳》”，他認為以宋江等為梁山嘯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獄為能事，以殺人放火為豪舉，日日破城劫獄，殺人放火，而日日講招安，以為玩弄將吏之口實。不但邪說亂世，以作賊為無傷，而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明明開載，且預為逆賊策算矣。因此，他認為《水滸傳》是一部“賊書”，貽害人心，十分可恨！
由明入清的史家査繼佐直接將明朝的滅亡與《水滸傳》掛鉤，稱自《水滸傳》出“貽禍者三而未已”，他認為一則萬曆末年，徐鴻儒以鄆城人創白蓮教，巢於梁家樓，直欲親見梁山泊故事……一則崇禎中流賊初起，□為指名，亦輒如傳中各立諢號，如託天王、一丈青等□勇出相，作梁山泊好漢，其為數十倍於天罡、地煞不止”。
在此種思潮的促動下，金聖嘆點評《水滸傳》只有七十回，出現了腰斬《水滸傳》的現象。
因為金聖嘆稱“招安”為“強盜之變計”，這絕不可能是他一時心血來潮，或坐在書齋中想象的結果，必與同時計程車大夫一樣，直接來源於明末招安誤撫的歷史經驗。
金聖嘆在該書中對招安的敏感與忌諱。他不僅偽託古本，反覆強調招安部分乃羅貫中後續，非施耐庵本意。
不過，這一點同情心雖為封建衛道者所張大，但並不能掩蓋金聖嘆反對農民起義的基本立場。直到清末西方民主與革命思想傳入中土以後，此種立場才逐漸為學界所認同，尤其是經過胡適、魯迅的闡發，一時幾無異議。胡適說：“聖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嘆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偽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魯迅也說金聖嘆“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是“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這些雖僅泛泛而論，但已十分接近事實。
但是，正如胡適所說，金聖嘆“賞識《水滸傳》的文學，但他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刪去招安以後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