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楊貴妃之前十天，唐玄宗給壽王李瑁另選了一位王妃。這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冊壽王妃，是立楊貴妃的必要準備。
冊立壽王妃
另冊韋妃的日期，據冊文
，
當為“壬辰”即二十六日
，
茲抄錄如下：“維天寶四載歲次乙酉，七月丁卯朔，二十六日壬辰
，
皇帝若曰：於戲！古之建封，式崇垣翰，永言配德，必擇幽閒。諮爾左衛勳二府右郎將韋昭訓第三女，育慶高門，泉柔中閫，……愛資輸佐之德，以成樂善之美。是用命爾為壽王妃。今遣使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李適之，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待郎、集賢院學士兼崇文館大學士陳希烈，持節禮冊。爾其欽承寵數，率由令則，敬恭婦道，可不慎歟！”
回顧十年前，唐玄宗在東都頒佈過《冊壽王楊妃文》，內容類似。可是，楊妃後來不屬於壽王的了。如今，壽王年已二十七歲，玄宗再次給他選了韋妃。這樣兩次冊妃，是罕見的。更為稀奇的是，大臣陳希烈擔仼了兩次冊妃的副使。
他對楊玉環的來龍去脈，可說是瞭如指掌；而且清楚地意識到，另冊韋妃是為楊貴妃的登臺作輿論上的準備。陳希烈性格柔佞易制，唯唯諾諾
，
辦事小心，關於楊妃的事自然不會聲張出去，所以頗得唐玄宗的喜愛。
天寶五載（746年）四月，他竟當上了宰相。
以韋氏為壽王妃，也是講究門第的。冊文說她“育慶高門”
，
確是事實。
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韋昭訓源於韋氏鄖公房，其父韋湜官為齊州刺史，祖父韋爽曾任太僕少卿，從祖父韋巨源歷任武則天、唐中宗時的宰相。神龍初，韋巨源遷侍中、中書令
，
進封舒國公
，
“附入韋后三等親，敘為兄弟
，
編在屬籍。”
可見，當時韋氏家族是頗顯赫的。
後來
，
李隆基發動“六月政變”
，
誅滅韋后，韋巨源也為亂兵所殺。及至唐玄宗時期，除了李、武之間與李、楊之間通婚外，李、韋兩大家族之間也往往締結良緣。
李隆基
如
玄宗之弟
薛王業以韋氏為妃，鄂王瑤妃家韋氏，皇太子李亨妃家韋氏，棣王琰妃家韋氏，等等。唐玄宗選擇左衛郎將韋昭訓之女，為壽王妃，也可算是門戶相當。這在時人婚姻崇尚門第的情況下，不至被人作為口實。
壽王悲哀的消失
另冊韋妃之後，壽王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原先楊妃的離去，給他留下了感情上的悲哀，也造成了潛在的危險。與同齡的美貌的楊妃生活了近五年，沒有戀眷是不合情理的。
深懷著己妃被皇帝又兼生父所奪的委屈，真是有苦說不出。
好在壽王生性謹慎，不敢發洩不滿，又沒有楊妃為他生兒育女的拖累，才免遭不測之禍。相反的例子不是沒有，他的異母兄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均因怨言引起誣陷而被賜死。面對既是皇帝、又是生父的權威，無論從君臣、父子關係來說，唐玄宗都是尊者，如有怨言衝尊，或死或廢，易如反掌。壽王身處於某種潛在的危險之中，他自己一清二楚。
所以，自楊妃當了女道士以後，整整四年半里，壽王過著沒有王妃陪伴的孤寂生活。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
，
寧王李憲逝世
，
乃諡曰“讓皇帝”。壽王“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 那副孝順恭敬的態度，足以使玄宗放心。因此，玄宗又為壽王另選了一位妃子。
對於壽王來說，楊妃一去不返了，但他畢竟又有了新的韋妃，他的生命不會有危險了，他的悲哀也就消失了。在這個問題的處理方法上，唐玄宗總算沒有把事情做絕。
楊貴妃
冊壽王韋妃，不早不遲，選在立楊貴妃之前十天，還有另一番用意。
隨著十年時光的流逝，東都冊壽王楊妃的事，人們或許淡忘了《冊壽王韋妃文》中絕對不會涉及往事
，
似乎壽王至此時才娶了一位王妃。這樣，楊貴妃原是壽王妃的一段歷史被掩蓋了。
即使局外人知道壽王過去娶過一位楊妃，但那位“楊妃”是否就是楊貴妃，也未必一清二楚。
皇宮裡雙喜臨門，父皇立妃，皇子娶妻，在熱鬧聲中割斷了某種瓜葛。因此，冊壽王韋妃，是唐玄宗為自己立楊貴妃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父奪子妃的道德掩飾
如果楊貴妃原先不曾是壽王妃，唐玄宗納她為己妃，是絕對不必考慮輿論與影響的，也不必等待了四年多的時光。問題恰恰在於看中了壽王妃楊氏，即使在婚姻關係較自由放任的盛唐，父奪子媳也是非正常的事。
皇權賦予唐玄宗以無限的權力，但要公然地立子媳為皇妃，還是不能立即做到的。正因為這種緣由，唐玄宗採取了度壽王妃為女道士的過渡辦法，足足等了四年多，而且正式立貴妃之前，又為壽王另冊韋妃。經過充分的準備與多方的掩飾，才宣佈了楊貴妃的冊命。
當時，局外人對唐玄宗父子與楊貴妃的微妙關係是不大知情的。知情者或者懾於皇權威嚴，或者有意為尊者諱，絕不會評議父奪子媳在倫理觀念上的是與非。
白居易
歷史記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個由隱到顯的過程。事隔半個世紀，陳鴻在《長恨歌傳》中提及楊玉環是選自“壽邸”，可見民間已廣泛知道楊貴妃本來是壽王妃。詩人白居易卻偏偏說：“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白與陳一起在樓觀山飲酒作詩
，
當然知道楊貴妃入宮前不是閨女。陳鴻既已揭示了事實
，
白居易也沒有必要為尊者隱諱了。《長恨歌》裡不提壽王妃
，
那決不是為國諱
，
而是要歌頌愛情的真誠與純潔。換句話說，出於文學上塑造典型人物的需要。
後來，詩人李商隱竟為壽王鳴不平了：“夜半宴歸宮漏永
，
薛王沉醉壽王醒。”將壽王當年想發洩而強行壓抑的憤慨心情委婉地點出來了。詩筆追求的是藝術的真實，而不是複寫歷史的實錄。須知，薛王死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年）
，
怎能和離去了楊妃的壽王共赴宮宴呢？
不過，薛王是盡人皆知的酒色之徒，拉他出場作為陪襯，詩人別有意在。薛王沒有愛妃被佔的委曲，心無牽掛，一味暢飲至“醉”；而壽王心存離愁，無意沾唇，所以仍“醒”。一“醉”一“醒”，反映了兩人截然不同的遭遇與心態。
詩篇曲折含蓄地將唐玄宗奪子之婦作了隱晦的諷刺，又賦予了壽王失愛以深切的同情，應該視為一首有份量的宮闈史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