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晚期，周人崛起於陝西寶雞一帶，與位於西安一帶的崇國發生衝突，於是崇侯虎向商紂王讒言稱“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於是商紂王就把西伯姬昌囚禁在了羑里。七年之後，紂王將姬昌釋放，原因如下：
《周本紀》：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按照司馬遷的說法，商紂王大概沒見過什麼世面，周人進獻的一些珍寶美女，就讓他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甚至還驚呼“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於是不僅釋放了姬昌，還賜予征伐之權，最後還告訴姬昌陷害他的人是崇侯虎。
那麼，紂王真有這麼膚淺嗎？從周人營救姬昌的具體手段上說，可能也存在收集珍寶美女獻給紂王，或許還有賄賂紂王身邊寵臣等，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看《史記》的說法未嘗全是虛構。只是，這些屬於次因，絕非主因。本世紀初，上海博物館解讀的一批戰國竹簡（上博簡），其中的《容成氏》篇章就改寫了認知，揭露了紂王釋放姬昌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
《容成氏》是一部失傳古文，內容上至堯舜、下至春秋，包括堯舜禪讓、大禹治水、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等重大歷史事件，其中也有商紂王釋放姬昌的原因：
文王聞之（九國叛商），曰：“雖君亡道，臣敢勿事乎？唯父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紂聞之，乃出文王於夏臺之下而問焉，曰：“九邦者其可來乎？”文王曰：“可。
”
當時，九個諸侯叛商，身在獄中的姬昌大義凜然地說：“即便君王無道，臣子也不能造反，應該還要侍奉君王。”紂王聽說之後，覺得姬昌忠心可用，於是就召他對話，問他能不能讓九邦再臣服於商，姬昌回答是“可”，之後紂王釋放了姬昌，並給予他征伐之權。
以此來看，紂王釋放姬昌的原因，不是美女珍寶，而是讓姬昌揹負維穩或平叛的政治使命。無疑，這個版本與司馬遷說的大相徑庭。
不過，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對古書如此，對出土的文獻也是如此，《容成氏》中的這一記載細節應該是後世文人偽造，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真相。
首先，“叛商九邦”為豐、鎬、郍、邘、 、耆（黎國）、崇等，其中邘國位於如今河南焦作，黎國位於山西長治，距離朝歌都很近，屬於商朝核心統治區內的諸侯國，按理說是商朝鐵桿同盟。那麼，如此諸侯國會不會叛商？即便他們叛商，紂王敢不敢讓姬昌來平叛？
崇國原本位於河南嵩山一帶，商代時遷徙到了如今西安一帶，是夏人後代，夏代《連山易》稱：“鯀（大禹之父）封於崇。”崇國是殷商的重要盟友，殷商經營西部的重要支點，甲骨文中有數十條有關崇侯跟隨商王出征的記錄，晚商時也是殷人制衡周人的重要諸侯國，“崇侯伐周”說明了崇周屬於敵對關係。那麼，崇國為何在敵對周人的同時，又為何突然背叛商朝？崇國多面樹敵的行為讓人費解。
其次，姬昌平定叛亂的辦法，就是《方世玉》電影中雷老虎的“以德服人”，就透過這四個字，姬昌兵不血刃輕鬆讓九國臣服，其中崇國國君頑冥不靈，姬昌用“以德服人”讓崇國百姓拋棄君主而臣服。姬昌的“以德服人”猶如一件無堅不克的武器，輕鬆讓造反的九國再度臣服，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
顯然，所謂的叛商九國，或是姬昌攻打過的商朝鐵桿，或是真的叛商諸侯，後人據此拼湊出了“叛商九國”。至於“以德服人”的平叛手段，只是文人美化姬昌罷了，更深刻的原因在於當時戰亂頻繁，文人這麼描述姬昌，本質上是希望當時諸侯向姬昌學習“以德服人”，而不是不停的發動戰爭，這也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表現。
儘管其中的確存在虛構之處，但結合甲骨文、史料來看，其中也反映出一定的真相。
商朝晚期，隨著商王朝實力的衰退，不少諸侯國圖謀不軌，其中勢力最大的、最先造反的是東夷。甲骨文卜辭記載“商紂為黎之蔸，東夷叛之”，“在十月又二，往徵夷方（又叫“人方”，東夷中的一個方國，見下圖）”，“在十月，王（紂王）來徵夷方，在攸侯喜”，“在三月，來徵夷”等，當時商夷戰爭長期而激烈，紂王甚至多次親征夷方。《左傳》記載“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其實道出了商朝滅亡的真相，不是打過不周人，而是商紂王在東夷問題上消耗了太多的國力。
與此同時，西部周人實力越來越強，在季歷（姬昌之父）時就成了西部第一諸侯，到姬昌時實力更加強大。對於紂王而言，周國既是需要防範的潛在威脅，又是不得不用來穩定西部的重要諸侯。於是，紂王在處理姬昌的問題上，就陷入了兩難境地：
首先，紂王一旦殺了姬昌，很可能激反周國，導致商朝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境地；一旦商朝同時與周國與東夷作戰，商朝必然更難堅持下去。因此，紂王對姬昌一直是囚而不殺，應該是以姬昌要挾周國，讓周國投鼠忌器。
其次，周國沒有明確造反，而周國又是商朝穩定西部的重要力量，因此當西部一些諸侯造反時，紂王又不得不重新啟用姬昌，否則就會面臨西部糜爛的局面。筆者認為，西部一些諸侯造反，極有可能是周人策劃的結果，以此讓西部局勢糜爛，讓紂王不得不釋放姬昌去幫助收拾殘局。
最終，紂王兩害相權取其輕，認為釋放姬昌更利於穩定西部。因此，從商末局勢來說，《容成氏》的這一段記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只是具體細節不可信。
總之，儘管《上博簡·容成氏》並未徹底揭開紂王釋放姬昌之謎，但其卻折射出了一定的真相，讓今人得以一窺當時商周的微妙關係。更為重要的是，與司馬遷將紂王釋放姬昌，全部歸咎於紂王貪圖享樂的膚淺原因相比，《容成氏》折射出的原因無疑更接近真相。
值得深思的是，在儒家敘事下，紂王貪圖享樂釋放姬昌，夏桀貪圖享樂釋放商湯，夫差貪圖享樂釋放勾踐，而姬昌、商湯、勾踐全都擊敗紂王、夏桀、夫差，儒家對王朝更迭的如此解讀為何如此膚淺？
參考資料：《容成氏》、《史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