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是我國古代社會發展史上的一段“別樣化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東南沿海對外貿易如火如荼，很多外使團懷著各自不同的目的來到宋朝，宋代朝廷是如何迎接和管理來自海外的各國使臣的一直是歷史學者研究的重點學科。
以宋朝皇帝為代表計程車大夫階層為了實現對外國使臣的有效管理彰顯“天朝上國”的氣度，制定了一套相對成熟且行之有效的制度，並設定了主管對外事務的官員，專門負責對海外各國來使的迎來送往。
一、制度化外使接待
大宋朝廷對外國使臣的管理制度是唐朝對外製度的延續，並根據大宋社會實踐的實際，又進行了豐富和發展，主要形式有律、敕、令、格、式、例。南宋時還出現了“條法事類”體的法律彙編。
宋朝對外國使臣管理制度文字被統稱為敕或令。敕或令的核心內容是用來規範和約束外國使團在宋境內的行為的。其核心是宋朝皇帝和士大夫階層的意志在社會實踐中的體現。
這些敕、令在法律實踐中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對律起到了重要的補充作用，隨著外來使臣的不斷增多，為了適應這一現狀，快速辦理外國使臣在宋朝的出入境流程，在司法實踐中，還一度出現了敕令與律法等同的情況。
二、機構化接待外使
禮部主客司和鴻妒寺是宋朝的中央涉外管理機構。鴻妒寺的首要職責就是接待各國來宋的國王、使團，負責外使的衣食住行及迎賓禮儀等具體規定的實施。
鴻妒寺區設立下屬機構，負責諸蕃朝貢中的館設、互市、譯語等具體事務，鴻妒寺根據朝貢國家的地位高低、實力強弱，安排不同級別的部門對入京使臣進行管理。
宋朝的州、縣兩級是管理對外事務的地方一級行政機構。主管官方航運事務的市舶司職能的進一步發展，除了由州、縣兩級行政主管部門管理當地的涉外事務以外，東南沿海如泉州、台州、杭州此類口岸城市的市舶司也承擔了大部分地方一級的外使迎送事務。
大宋沿海各地的外事主管機構主要職責一是負責檢查進入大宋境內的外使國別、身份，二是登記外使的基本資訊，三是對第一次進入宋朝的使臣依據其派出國的綜合國力進行等次排列，指定其使者的接待規格。
此外，地方一級外事主管部門還要負責來訪使臣入京前文牒傳遞工作，按照朝廷的規定等級安排使臣的衣食住行，並派遣護從隊伍護送外使進入京都，且承擔中途的相關費用。
三、宋朝對外使的禮遇
宋朝各級官員按照朝廷設立的等級標準迎接和管理各國使臣。 進大大宋境內的外國使臣只能按宋朝律法規定的條件與禮儀與宋朝建立“外交關係”，給出的既定的條件與宋朝交往，必須無條件地遵守宋朝的法律，才可以享受正常的外交待遇。
外國使臣從進入大宋境內到進入宋朝國都途中都有宋朝派遣的官吏對外國使臣嚴加保護，避免發生事端，這種護送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保護了外國使臣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為避免護送人員行為不端。
宋朝政府一面精心選拔能力出眾的臣工護送外國使團，另一方面專門制定了明確的獎勵措施以激勵負責護送外使的官員順利完成任務。宋朝的對外政策是對唐朝對外政策的繼承的另一表現是於，宋朝政府做到了儘量尊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這樣開明的做法不僅體現在對有官方身份的外國使臣個人，對在宋朝生活的普通外國人大宋朝廷所表現出來的對外國人不同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差異也能做到足夠的寬容、大度，合理適度解釋法律條文，彰顯宋朝士子們提倡的所謂天朝上國的風度。
宋朝在於外國使臣往返入境的時間和其進入京都的時間和行程安排方面有明確的規定，海外使臣從進入宋朝國境到進入宋朝京都必須嚴格遵守宋朝規定的時間，進入宋朝國境及進入宋朝京都的時間和行程一旦確定無特殊情況不得更改或拖延。
進入宋朝境內後，宋朝派出的的護衛職責是保護使團安全，並保證在規定時間內將外國使團送入京都，若外使能夠順利到達京都，則護衛皆有重賞。
四、宋朝對朝貢的管理
宋太祖、宋太宗兩朝是宋朝朝貢活動開展的最密集的時期。宋朝標榜所謂天朝上國，對朝貢宋朝的各國均有豐厚回贈，這就導致，一些唯利是圖的外國商人冒充外國使臣身份，進入宋朝境內，以獲得豐厚的回贈。
面對這種入不敷出的所謂朝貢，之後宋朝統治者開始反思得不償失的做法，採取了一系列的補救措施，限制朝貢，宋真宗後期對海外各國朝貢的管控力度進一步加大，到南宋時期，朝廷更是屢屢下令限制、壓縮朝貢。
宋朝對外國使臣個人貿易的管理，宋朝朝廷將外事來往作為其道德規範和政治理念對外傳播的重要視窗。對於宋朝決策層而言，他們對朝貢的看待，更多的是在宣揚所謂天朝上國的“天威”擴大宋朝對朝貢國的政治影響力。
而對於外國君主和使團而言，他們希望從朝貢的過程中獲得更多的現實利益。最吸引他們的莫過於豐厚的回贈以及朝貢貿易所帶來的經濟價值。
朝貢禮儀制度摻雜了過多的象徵性與禮節性的成分，政治、軍事、經濟等實力對朝貢禮遇的高低起決定性作用。宋朝與各國 之間朝貢關係的確立與改變證明朝貢只是一種相對溫和的維持宋朝國家影響力的一種手段。
總結：
宋朝是中國古代一個特殊而重要的歷史時期。它一方面繼承了唐朝時期的對外政策，一方面對唐朝的對外製度進行了富有積極意義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了擴大了宋朝對外交往的範圍和力度。
靈活的制定和應用和貴方相關制度。寬容的對待普通外國人，更加行之有效的解決了複雜的外交問題，整體來看，宋朝的對外交往制度和措施的制定以及其在實踐中的靈活應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進步。
促進了那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對社會生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指導。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對明朝時期的鄭和下西洋活動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
相比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整個華夏民族進入戰火紛紛的時代，宋朝的對外政策是積極而富有建設性思考的創舉，它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跨越和轉型，為明代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