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用人之道的皇帝既非劉邦也非曹操,他的用人觀至今可借鑑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門,誅殺其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李世民即皇帝位,是為唐太宗,尊李淵為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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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淵原配竇後生四子,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天),四子元吉。晉陽起兵主要是世民之謀,唐朝建立後,世民先後平定王世充、竇建德割據勢力,為全國統一奠定基礎,從而功名日盛。李建成的地位受到威脅,遂與四弟齊王李元吉密謀傾覆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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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周圍各形成一個政治集團。在宰相中,裴寂、封德彝支援李建成;蕭瑀、陳督達則傾向李世民。在文臣、武將中,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溫大雅尉遲敬德、秦叔寶等人都擁戴李世民。兩個集團都擁有武裝,太子有東宮兵,秦、齊二王各有王府兵。除了這些合法武裝力量,各自還招募私人擁有的衛士、勇士數百以至上千人

武德七年雙方鬥爭激化。李元吉企圖刺殺李世民未遂,彼此揭發,鬥爭表面化。武德九年,突厥進犯北邊,建成向高祖推薦元吉為帥,企圖乘機把秦王府兵和驍將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攏到自己手中,以孤立秦王,然後一舉滅掉李世民。這一機密訊息,被太子率更丞王晊透露給李世民。因此,李世民便同長孫無忌等人密謀策劃,為防意外,便先發制人,陰謀伏殺李建成。六月初四,常何當值玄武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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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天,李世民曾告密李建成、李元吉淫亂後宮。李淵決定次日召見、鞫問。李建成以為常何是自己人,控制了玄武門,所以這天早晨放心入朝。而李世民已在常何的協助下,伏兵玄武門。李建成、李元吉入宮行至臨湖殿覺變,便撥馬歸東宮,李世民大呼追趕,射死李建成,李元吉張弓射李世民不中,這時尉遲敬德率70騎助戰,李元吉兵力不支,結果被殺。史稱“玄武門之變”。隨後,李世民逼李淵讓位,自己登上王位。

李世民即位後,次年改年號為貞觀。李世民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不斷總結歷代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虛心聽取臣下意見,減輕賦稅和徭役,減輕刑罰,使百姓在戰亂後能夠休養生息,從而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為唐朝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人們把唐太宗在位時的斐然治績,譽之為“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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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親眼看到,強盛富庶的隋王朝,僅是糧食儲備就可供全國50年之用,但隋煬帝繼位後不到十三年便分崩離析,短命而亡,這給他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時時注意以隋朝的滅亡為誡,重視人民的力量。他常說:“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他釆取了許多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唐太宗還大力提倡節儉,並以身作則,以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他即位以後,沒有大興土木,建造新的宮殿,而是住在隋朝時建造的且已破舊的宮殿。為了減少宮中的費用,唐太宗下詔釋放宮女,其中一次就釋放3000人。唐太宗還嚴厲禁止厚葬,規定五品以上的官員和勳親貴族都要嚴格遵照執行。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寢時,親自制定規格:以山為陵,能放得下棺木就行。對於官員們的奢侈行為,唐太宗也明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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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唐太宗很重視抓好政治建設,任賢和納諫是他的兩項重要政績,歷來為後人所稱道。

唐太宗以“求賢若渴”,“知人善任”著稱。他認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很重視選官用人。

主張“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所以,在唐太宗周圍,有出身士族的長孫無忌、房玄齡和杜如晦,有參與謀害自己的東宮舊臣魏徵、王珪,有出身寒微的馬周、張亮和劉洎,還有少數民族的首領。他對這些人,都能“量才授職”,“各取所長”,委以重任。由於唐太宗善於舉賢任能,多方面精選人才,所以,貞觀時期人才濟濟,一批有才幹的文臣武將,盡為其所用。

唐太宗任用賢才,還能夠不計較個人恩怨,不講究資歷地位兼收並用,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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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隋朝末年在馬邑當副長官,他發覺李淵有反隋的可疑跡象,親自前往江都向煬帝告密。後來在長安,他被李淵抓住,判了斬刑。李靖能文能武,有很高的志向和非凡的軍事才能。李世民知道李靖的才幹,幾次向李淵請求,免除李靖的死罪,結果釋放了他,還把他安排在自己指揮的軍隊裡當官,李靖後來成了唐太宗的宰相,是唐太宗時期最有才幹的軍事統帥。

玄武門之變前後,李建成的東宮集團中出謀劃策和動用武力想謀害唐太宗的人很多,李建成失敗後,唐太宗能不計恩怨對他們量才重用。魏徵,原來是李建成屬下的官員,他看到李世民的功勞和勢力越來越大,常常給李建成出謀劃策,勸他儘量培植自己的勢力,及早除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不計前嫌,對他加以提拔重用,把他作為自己的重要助手。王珪,原來也是李建成手下的官員,積極為李建成獻策反對李世民,李世民不咎既往,王珪後來官至宰相。薛萬徹,原是李建成手下的一員驍將,在玄武門之變時,曾帶兵攻打李世民的秦王府,失敗後逃亡終南山,唐太宗派人將他請回來,任命他為自己手下的大將。

最懂用人之道的皇帝既非劉邦也非曹操,他的用人觀至今可借鑑

對於自己的親屬、舊部下和親信,唐太宗也不濫加任用,而是堅持任人唯賢的原則,量才授官。由於唐太宗重視選拔賢才,因此,他手下人才濟濟。貞觀年代人才之盛,為歷朝所少見。唐太宗在位期間,共用宰相27人,絕大多數都是當時的傑出人才,這就為改善吏治,促進政治的清明提供了保證。

由於大宗虛心求諫,納諫,當時朝廷中敢於犯顏直諫的大臣很多,如魏徵、王珪、馬周、劉洎等人,其中最突出的是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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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為人正直,敢於直言,很得太宗的重用,先後擔任諫議大夫、給事中、尚書右丞、秘書監等要職,位列宰相,他前後共向太宗進諫了200多件事,大多數都被太宗採納。

太宗譽魏徵為“知得失”的“人鑑”,在他死後,痛心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唐太宗還任用敢於直言的房玄齡和杜如晦為宰相。房玄齡有謀,杜如晦敢決斷,史稱“房謀杜斷”。

貞觀時期,由於一大批大臣“直言極諫”,太宗“從諫如流”,開拓了君臣共商國是的開明政局,使一些流弊得到及時糾正,使一些好的政令措施,得以貫徹。諫諍之風是“貞觀之治”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