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集大成者“商鞅”，奠定了秦朝的政治基礎，卻也禁錮了中國

賈誼在《過秦論》裡說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這裡的六世，指的就是自秦孝公以下的六位國君。這六位國君，就是大家常說的“秦國六代名君”，也即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打下堅實基礎的六位先輩。

這六位國君到底是不是都能稱得上名君，其實是有待商榷的，比如舉鼎而亡的秦武王贏蕩，專門寵信大力士，排斥文臣，雖然短短的任期裡就創造出了拿下宜陽的戰績，但長遠下去還真不好說。好在他死得早，在位時間短，對秦國的政局影響不大。

總之，六位秦國先君固然沒犯什麼大錯，但要說都是名君，恐怕未必，而且與其說是他們為秦始皇的大一統奠定了基礎，倒不如把功勞歸於另一個人身上，他就是商鞅，秦孝公時代的名臣，秦國變法的鼻祖。商鞅的變法才是秦國接下來的百年內能夠持續強盛的關鍵，也是秦始皇得以統一天下的根本原因。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影響力並未止於秦國或者秦朝，而是一直延續到了兩千多年後，縱觀中國整個帝制時代，無不施行商鞅之法，從秦到清，概莫能外。

法家集大成者“商鞅”，奠定了中國兩千年“儒表法裡”的政治基礎

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衛是他原來的姓氏，因為他是衛國國君的後代。公孫鞅很可能說明他的祖父當過衛國國君，而父親則不是。但他在後世最響亮的名號，既不是衛鞅，也不是公孫鞅，而是商鞅。因為商是他在秦國立下大功之後秦孝公賞賜給他的封地，是他自己創下的榮耀，故而他更願意以商為氏，稱商鞅而非衛鞅或者公孫鞅。

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早年受到法家名宿李悝和吳起的影響很深，這兩個人分別在魏國和楚國搞過變法，併成功使兩個國家強大了起來。但若論對後世的影響，則是晚輩商鞅在秦國搞的變法影響更大，因為商鞅搞的那套弱民愚民手段，對封建統治者最有利，最能維護封建君主的權威。

所以戰國中晚期，秦國憑藉商鞅之法迅速地強大了起來，成為六國人口中的“虎狼之秦”，而秦始皇更是以一己之力滅掉六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統一了中原大地，並將中央政府的權威推廣到了百越之地。秦朝雖然短命，然而接替秦的漢，以及之後的歷朝歷代的帝王們，卻無不推崇商鞅之法，哪怕不能明面上推崇，背地裡也還在搞那一套馭民術。這就是所謂的“儒表法裡”，也是中國自秦以降的兩千餘年帝制時代的政治基礎。

先進而成熟的制度，卻最終成為阻礙中國進步的罪魁禍首

商鞅的變法，在當時看來毫無疑問是先進的，也是成熟有效的。哪怕是最恨他的秦惠文王（商鞅曾在他還是太子的時候處置過他的兩名老師），也只敢以私怨去治商鞅的罪，而不敢或者說不願公然否定商鞅之法。由此可見，商鞅的變法是變到封建帝王們的心裡去了，是他們賴以統治天下的一大利器。

有了法家的這套治理手段，中國的封建王朝才能大體穩定地延續下去，直到清末受到外力干涉，才終於玩不下去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中國民智大開，以至於復辟帝制的袁世凱成了一個大笑話。

然而商鞅之法雖然能讓國家變得強大，讓政局變得穩定，卻嚴重鉗錮了人們的思想。因為在商鞅等法家大佬看來，民眾不需要有什麼思想，只需要懂得忠君就行，國君讓幹什麼，就去幹什麼，這樣的順民才更好駕馭，才不會威脅到皇權的統治。但代價就是社會整體發展緩慢，科技和人文這兩大領域難有建樹，從而導致中國以領先早熟的狀態漸漸落後於西方世界，這才有了1840年鴉片戰爭之敗，以及之後的百年恥辱。

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一個鉗錮言論的時代，是很難發展出新技術、新思想的，如果再缺失了與外界的交流，自然會越來越落後於外部世界，中國的帝制時代便是如此，到了後期，國內自詡“天朝上國”，實則連西方的二流國家都不如。而這種結局，推及始因，則離不開秦孝公時代商鞅的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