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九月離世的伊麗莎白女王恐怕不會想到，在她“超長待機”生涯正式開啟的1953年6月2日（英女王即位是在1952年2月6日，但正式加冕是在這個日子），眾多英國家庭為了一睹加冕典禮上女王的真容，紛紛掏錢購買了當時還價格不菲的電視機。在這一年，英國普通家庭的電視機持有量激增，竟也順水推舟地促成了第二年，世界盃足球賽第一真正意義上透過電視轉播，走進千家萬戶。
“超長待機”的伊麗莎白二世，與足球也有不解的緣分。
您可別以為開工業革命風氣之先，又在競技體育上不甘人後的英國人，在足球賽事轉播這件事上跑在多前頭。別看2022年世界盃有BBC（英國廣播公司）、ITV（英國獨立電視臺）和S4C（威爾士第四頻道）3家英國轉播商購買了版權，溯回至1951年及更早之前，別說轉播世界盃足球賽了，就是在倫敦城以外舉行的足球比賽，BBC都沒有技術能力進行直播。
考慮到二戰之後剛剛走出苦難的歐洲，人民們都盼著足球這樣喜聞樂見的體育賽事重新傳遞繁榮和和平的訊號，與足球相關的產業也亟待透過直播撬動世界的槓桿，技術如此拉胯怎麼行？
放心，科技的進步永遠不會讓人失望。1953年在歐洲誕生的“大陸電視互動站”（Continental Television Exchange），後來又升級為“歐洲電視網”（Eurovision），真正實現了電視轉播訊號覆蓋歐洲諸國的雄心。當然，考慮到當時的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格局，主要覆蓋的還是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年，透過這套訊號系統向總計18套電視節目輸送的9場瑞士世界盃決賽階段比賽的轉播訊號，讓東道主瑞士足協收到了2500美元（按照當時匯率，約合1500英鎊）的報酬。
1954年瑞士世界盃決賽，德國隊上演“伯爾尼奇蹟”，收視人數也創下新高。
和如今的天價版權費用比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1954年的瑞士世界盃，的確成了人類第一次透過電視收看這項頂流賽事的“里程碑”。尤其是決賽中西德隊3-2逆轉匈牙利隊那場經典的“伯爾尼奇蹟”，還把電視轉播收視率推向高潮——有將近9000萬人透過400萬臺電視觀看了世界盃比賽，甚至帶動了電視機在全球的銷量，電視足球的時代由此開始。
此後世界盃與電視的結合可謂一屆一臺階。從1958年瑞典世界盃真正意義上的實況直播，到1962年智利世界盃現代轉播車的進駐，再到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盃——第一次開啟了全球通訊衛星直播，彩色直播和慢鏡回放也是第一次被應用在轉播技術中。我們的故事，就從這裡講起。
電視之星讓足球擁抱電視，訊號從“大本營”走向“荒漠”
世界盃電視轉播技術日新月異發展的同時，一些場上看似不起眼的細節，也在努力擁抱著這種變化。譬如，你現在觀看經典的1966年英國世界盃錄影，會發現那偏黃橙色的足球，縫製紋理上更像是如今的排球。但是這對於電視轉播訊號卻並不友好，於是在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盃上，由阿迪達斯生產的經典款官方用球——電視之星（Telstar）誕生了。
“電視之星”成為世界盃經典款，對轉播鏡頭也更加友好。
現在30-40歲的這代人，恐怕小時候的數學題裡還做過“足球由幾個黑色的五邊形、幾個白色的六邊形拼合而成”這樣的習題，而答案的樣式就來自電視之星。從命名上，電視之星使用了與美國第一顆通訊試驗衛星相同的名字，以紀念世界盃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透過全球通訊衛星直播。
12塊黑色五邊形、20塊白色六邊形完美貼合而成的經典樣式，非但在直播訊號中更加易於辨識，也成了一代人對於足球的最初回憶。經典永不過時，4年的俄羅斯世界盃上，重新設計製作的最新版電視之星18成為官方用球，在熟悉的表皮下植入了NFC晶片，可謂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在現場觀戰人數上，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盃創造了觀戰總人數（160。3975萬）和平均單場人數（5。0124萬）兩項新高，而透過現代科技實現的直播轉播資料更是喜人——決賽共在全球52個國家進行了直播，吸引了超過6億電視觀眾。幾何級數增長的觀眾數量，也讓世界盃的轉播和廣告收入水漲船高。
當然，比起第三世界的“老墨”，嚴謹踏實又不失創造力的德國人顯然更會做生意。1974年世界盃第一次來到西德，而此前轉播中觀眾習以為常的一個機位變成了六個機位，讓運動品牌和其他商業贊助的曝光露出翻倍。於是，轉播收入也順理成章地達到了1800萬馬克，比1970年那屆幾乎翻倍。時任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眼見這一商機，趁勢將麥當勞、可口可樂、阿迪達斯等現在仍是世界盃主要商業夥伴的品牌，大規模露出在電視轉播訊號中，從而也讓後面幾屆世界盃這些專案的收入水漲船高。
時任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右二）是世界盃商業化的主要推手。
從1930年世界盃誕生，到1990年已成經典的“義大利之夏”，這項賽事始終圍繞著兩塊足球的熱土——歐洲和拉美舉辦，但似乎上世紀90年代的春風讓國際足聯開始眷顧那些足球賽事意義上的“荒漠”——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代表亞洲力量的日本、韓國，以及過去3屆連續作為東道主的3個“金磚國家”南非、巴西和俄羅斯……
1994年美國世界盃當然是又一個里程碑，雖然被美國人稱作“soccer”而非“football”的足球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浪花，在美國贏得世界盃主辦權的一刻仍是個疑問，但包括時任美國足協主席的羅森博格在內的足球工作者，為了這北美四大體育聯盟之外的“小兄弟”可謂不遺餘力。轉播的科技和商業化水平亦是如此——錄影回放系統首次投入使用，而且轉播廣告較之籃球、橄欖球、冰球和棒球這樣節間休息較多的比賽也有改變，甚至將比分板、計時器的冠名權也賣了出去，在轉播期間全程在電視螢幕上顯現。
最後結果呢？非但現場觀看的總人數/平均每場人數（358。7538萬人/6。8991萬人）創歷史新高，美國隊和巴西隊的1/8決賽甚至吸引了創紀錄的1100萬國內觀看人數。美國足協透過舉辦本屆世界盃盈利5000萬美元，而趁著世界盃東風籌建的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LS經過20多年的職業化運營，已然成為聲量絲毫不亞於北美四大體育聯盟的新興勢力。
巴喬留給1994年美國世界盃失落的背影，但這屆盃賽從商業上取得空前成功。
當然，技術的革新永遠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南非世界盃上單場直播的29臺攝像機配備，再演進到俄羅斯世界盃上33臺攝像機（包括8臺超慢鏡頭、4臺極慢鏡頭）的頂配，以及首次採用的4K和VR轉播技術，都讓全球的轉播機構們——無論是來自足球勢力中心的先行者，還是曾經足球荒漠上的拓荒者們吃到了紅利。
轉播權永遠最賣錢，有規範套路也有“騷操作”
日新月異的科技將世界盃比賽的“裡子”和“面子”都打造得如此絢爛，除了世界第一運動的尊嚴使然，從實際和功利一些的角度來說，當然是為了“賣個好價錢”。
自從電視轉播讓全世界每個角落的球迷都能看到世界盃開始，轉播權就是國際足聯最貴亦是最稀缺的資產。2022年卡達世界盃預計總收入為46。66億美元，其中電視轉播貢獻最大，預計為26。4億美元，佔據總收入的56%。也就是說本屆世界盃期間，國際足聯一半以上的收入來源於轉讓世界盃轉播權。再往前追溯，2014年巴西世界盃和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的總收入分別為48億美元和64億美元，其中，版權收入分別為24。28億美元、30億美元，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呈逐屆上升的態勢。全球體育第一大IP，捨我其誰。
當然，隨著觀球媒體和介質的革新，轉播權早就不只侷限於電視屏本身了。就拿這屆卡達世界盃為例，供購買的轉播權就包括電視、廣播、寬頻、網路電視傳輸以及移動傳輸5項主要權益。根據國際足聯官方公佈的資訊，本屆世界盃在223個國家/地區（歐洲57個、非洲55個、美洲50個、亞洲41個、大洋洲20個）透過上述5種主要介質進行傳播，而不惜巨資買下總體版權的，多數是國家級電視臺或全國性播出平臺。
央視見證了中國足球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第一次衝出亞洲的壯舉。
雖然大家現在覺得世界盃觀戰的媒介很多，但如果細究，其實只有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檯擁有中國大陸（即，不包括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的獨家版權和分銷權。一直到2014年巴西世界盃，央視採用的都是獨播的模式；但從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起，隨著新興媒體介質的蓬勃發展和移動端使用者的不斷增長，央視試水將新媒體轉播權分銷給了咪咕和優酷兩家影片平臺，有訊息指出，優酷為此花費了16億元人民幣，但淨虧損超過10億。而本屆世界盃抖音更是透過分銷成為了持權轉播商，所支付的賽事版權費用同樣也是16億元人民幣，其最終也可能入不敷出。此外，上海五星體育頻道和包括廣東體育頻道在內的多家廣東媒體，也獲得了電視轉播權的分銷。
當然，高投入若沒有高產出作為回報，也不會使得央視及其分銷的各個平臺幾十年如一日對這項頂尖體育賽事心嚮往之。從1978年阿根廷世界盃央視轉播的初嘗試，到1990年與國際足聯開始達成正式的戰略合作，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無疑是高投入撬動高產出的範例。據國內媒體援引和測算的資料，2010年南非世界盃為央視帶來10億元的廣告收入，2014年巴西世界盃則達到15億元，而這兩屆世界盃央視購買版權的費用總計1。1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約8。24億元）。這樣算來，僅靠廣告收入，央視不僅收回了版權成本，還有不小的利潤。
然而對於透過央視分銷而獲得相應權益的“二級平臺”，單純聚焦於賽事本身的直播顯然無法覆蓋它們給央視高額的“上供”。各家平臺依據自身特色和專長，深挖世界盃這個IP的附加值，就成了在這瘋狂的一個月中賺取可觀流量、實現廣告價值的主要策略。不同於傳統電視屏的長影片、短影片平臺，結合各國家隊、各頂級巨星的簽約入駐，以及內容類話題、社群、UGC活動以及VR等沉浸式的觀戰效果，一方面豐富了這一代球迷看世界盃的體驗，一方面也讓自己在海量同質化的內容之中有一條護城河。
如果說以上都是我們熟悉的“規範套路”，看看我們幾個沒能躋身世界盃決賽圈的鄰國，他們球迷觀看直播的體驗，說不定也能提升一下我們的幸福感。
作為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印度透過其國內“媒體三巨頭”之一的印度廣播公司Viacom18購得了轉播權，並在國內進行著分銷。對於IT和軟體業絲毫不遜於中國的印度，各大流媒體平臺也用正當和非正當的方式搶奪著世界盃帶來的流量。但是一家希望藉助這次賽事一炮而紅的App——Jio Cinema（背後是印度的億萬富翁穆克什·安巴尼）——這次就玩翻了車。全程免費提供直播流的噱頭打出不久，幾乎從開幕式開始，App就為使用者觀看的不流暢體驗不停修補、道歉，並要求使用者升級以獲得更佳的觀看體驗。如此相比，我們觀戰的App平臺是不是還不算太差？
朝鮮國內版權存疑的世界盃轉播畫面。
至於更難以一窺究竟的朝鮮，他們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上還由朝鮮中央電視臺（KCTV）購買了版權，但此次的授權轉播機構中卻不見KCTV的蹤影。蹊蹺的是，根據朝鮮國內少數能上推特的使用者釋出的訊息，他們居然在家中看上了揭幕戰。當然，正規渠道的臺標被模糊掉了……
實際上，朝鮮在本國直播世界盃的賽事可以追溯到2010年。
當時，朝鮮隊將在世界盃的舞臺上對陣葡萄牙隊。鑑於1966年世界盃1/4決賽時，朝鮮隊曾被尤西比奧領軍的葡萄牙隊完成驚天逆轉。因此2010年的這場比賽，被當地人看做是復仇一戰。因此，朝鮮國家電視臺宣佈將在比賽當天直播該場賽事。而這也是朝鮮首次在國內直播海外比賽。
在此之前，體育賽事在朝鮮皆為錄影轉播。與當地民眾見面時，比賽通常會因為漫長的稽核期而滯後數週。這也是為什麼，當朝鮮第一次開啟世界盃賽事直播時，舉國上下都將其視為是在過“節日”。但由於那場比賽最終以朝鮮0-7慘敗告終，這使得很多朝鮮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於是在這次“品嚐苦果”之後，朝鮮的世界盃直播重回了錄影回放時代。
本屆世界盃，“朝鮮的世界盃”會比全球晚一天。而在直播過程中，散發著濃郁商業氣息、以及無法通過當地稽核的內容，也都統統被打上樣式各異、薄厚不均的馬賽克。可能對朝鮮來說，世界盃應該是濃妝豔抹總相宜的，同時也應該是比摩洛哥還純粹的足球比賽。
結語：電視讓足球成為“第一運動”
甭管現在的年輕人抱怨著客廳多小、電視多麼落戶，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世界盃歷程中，電視轉播及其不斷革新的技術，真正意義上讓足球運動告別了“原始人”的時代，走向了商業文明、統一標準和全球認同，這項意義是比網路及其他新興媒介都更具說服力的。
年輕人的客廳越來越小，電視會被淘汰嗎？
回到我們文章最初聊起的“英國故事”，在電視轉播足球比賽剛剛興起的時候，不少保守的英國人是反對的。那些足球的“原教旨主義者”認定電視機前的觀球體驗永遠無法取代現場，才算是對心愛球隊的支援，但在電視或者電子裝置前觀賽，同樣可以儀式感滿滿並且更廣更快地獲得社交滿足。除此之外，他對於足球還有更為深遠且重要的意義，讓這項運動破除真正的地域桎梏。
最簡單的例子就發生在本屆世界盃，當摩洛哥逆襲晉級之後，在葡萄牙、西班牙、乃至法國的媒體中，你會看到在當地的摩洛哥人走上街頭歡呼雀躍。正是賽事直播把他們聯絡在了一起，也透過一場比賽，把不同國家和地區聯絡在了一起。
從發展的眼光來看，現場看球和在螢幕前看球，輻射的是不同的消費群體。從1954年開始的世界盃電視實況轉播，以及這近70年代或大或小的每一次改進和革新，都是試圖把足球推近大眾、推向主流的努力。其最終的結果是，去現場的球迷不僅並未減少反而在增加。因為球隊的收入透過版權售賣更加穩定且豐盈。這使得他們有更雄厚的實力打造球隊，打出優秀的戰績，進而吸引更多的人到現場觀賽。
實際上，當體育進入直播時代，最終形成耀眼IP能力的頂級賽事無不採取這樣的方法蒸蒸日上，美國的NBA、NFL盡皆如此。
換個角度說，我們喜歡的球隊之所以能拿到億萬收入，之所以能被億萬球迷追捧，都離不開這小小的電視機或者手機，離不開體育賽事的一場場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