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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4年初夏的一天，家在今甘肅武威市的著名學者張澍，和幾個朋友相約，去城郊的清應寺遊玩。當他們緩緩步入寺內時，一座碑亭映入眼簾，奇怪的是，碑亭前後被磚得嚴嚴實實。本想到亭內和友人歌歌，順便談詩論文，卻無法實現。張便問陪同的和尚並請和尚拆封，但和尚不答應。原來當地久有傳聞，此碑亭不能拆封，若拆封當有風雹之災。最後張澍提出如有災禍，自己願意承擔責任。礙於張澍的情面，和尚只得答應了拆開碑亭封磚，掃去塵土之後，石碑的本來面目逐漸顯露了出來。碑身呈半圓形，四周刻忍冬花紋，碑額為一對線刻的伎樂菩薩，作翩翩起舞狀。碑高250釐米、寬90釐米，上面刻的文字形體方整，共計28行，每行65個字。乍一看，好像都能認識，細看卻無字可識。
張澍發現的石碑
以博學見長的張澍不由得大吃一驚：這究竟是文字還是符號呢？慢慢踱到石碑背後，張澍意外地發現了和碑面相對應的漢字釋文。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出現了！漢文碑刻的第一行就寫著
“大白高國境州感通塔之碑銘”
，立碑年款是
“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
是哪個皇帝的年號呢？作為史學家的張澍，在大腦裡迅速地將中國古代王朝年號過了一遍，在他的記憶中，正史中所有皇帝的年號，無論使用時間或長或短，都不曾出現過
“天佑民安”
四字。帶著疑慮和對碑正面那些奇怪的文字的不解，張澍離開了清應寺。
清應寺遺址
回到家後，張澍在史籍中苦苦搜尋，試圖找到那個奇怪的年號。終於，他在《宋史》中找到了這樣一行記載
:“天佑民安元年，六月，夏與宋約定綏州附近國界。”
看到其中的“夏”，他心裡一驚，這不是曾經在西北建立政權和宋抗衡的政權大白高國嗎？大白高國史稱西夏王朝天佑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任皇帝李乾順的年號。那麼，碑文上的那些古怪文字，就是西夏王朝的文字了。此時距離成吉思汗留下遺言，讓蒙古軍隊滅亡西夏已近六百年，關於這個王朝的史料記載幾近絕跡。他把這一重要發現記在《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後》一文中。在清應寺被發現三十三年後，他於公元1837年完成的《養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了自己的這一發現，張澍因此成為近代中國學界中明確識別出西夏文字的第一人。
李乾順繪圖
張澍的發現，起初僅僅在金石界引起了一個小小的轟動，他自豪地留下自己的感慨
:“此碑自餘發之，乃始見天壤，金石家又增一奇書矣！”
然而，他的自豪與發現也只限於專業人士的圈子內，很快，人們就淡忘了這件事。張澍的發現像一股風，吹過之後就沒有再留下絲毫痕跡。這種神奇的文字，很快也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去了。
張澍發現的西夏文字，究竟是怎樣研製出來的呢？它的出場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呢？11世紀初，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沙漠、戈壁、雪山、河谷、綠洲上，閃現著党項羌的身影，他們在李元昊的帶領下，驍勇善戰，攻無不克，一股剽悍的党項旋風捲過中國北方的天幕。利劍過處一座座城池，一片片綠洲盡收於這個新興政權的版圖內。和此前傳統的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對峙於長城的局面迥然不同的是，李元昊征服的地區，恰恰橫跨在長城之上，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交匯在這裡，他則為這兩種文明的對話搭建了一個理想而輝煌的歷史舞臺。李元昊深知，党項羌人世代口口相傳的文化傳承使這個族群許多美好的東西都飄散在族群發展的過程中，他需要用文字來記錄自己族群的苦難和光榮，以及自己統領的政權的興盛和強大之路。
李元昊石像
愛默生曾經說過
:“人文知識分子不應該把對知識的追求當作獲取報酬的職業。追求知識和真理是不可能為他帶來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質利益的他只能依賴另一些職業生存，例如充當燈塔守望者。”
野利仁榮就是西夏時期的一位人文知識分子，他不僅幫助元昊謀劃帝國大業，還為元昊制定了一系列按照党項羌的民族特點和風俗建國的方針，這是指引西夏戰艦啟航的一座燈塔，協助李元昊創制西夏文字，就是這座燈塔中最閃光的一節。
《宋史》的記載是這樣的
:“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
李元昊派遣知識淵博的野利仁榮以外交使者、訪問學者等身份，前往遼、吐蕃、宋、回鶻等王朝境內，潛心研究其文字特色，然後，他將創制西夏文字的重任交給了學識淵博、諳熟典故的野利仁榮來承擔。在興州城的一個僻靜之所，難得有空的李元昊會前往那裡，和潛心研製文字的野利仁榮煮茶深談，秉燭夜論。或許，他們先確立一些基本的規則，甚至是一些基本的筆畫，在此基礎上由野利仁榮演繹創制。
李元昊石像
四年時間就這樣過去了，野利仁榮在閉門謝客、置身書海、潛心演繹的狀態中，於公元1036年完成了党項人獨有的西夏文字。漢字經歷了千年才有五千個字，而在野利仁榮這樣的一批傑出的党項文人的努力下，短短四年，就讓六千個西夏文字橫空出世。
李元昊十分尊重野利仁榮，創制出西夏文字後，他大設宴席慶賀，並令群臣紛紛上表敬獻頌詞，當場尊野利仁榮創造出的文字為“國字”。西夏文頒行之時，為六千多個單字的建立而舉朝歡慶，這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西夏文字在全國頒佈之時（廣運三年），李元昊又下令改元為大慶元年以示慶祝。為了新的文字順利推廣到王朝的境內，野利仁榮派人到民間教習傳授，幫助他們使用西夏文字記事，並不辭辛勞，親自到很多地方傳授、解惑。元昊還接受野利仁榮在文字推廣上的建議，規定西夏國內所有的文藝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書寫，從朝廷機構內部開闢高效、便捷的新文字推廣渠道。
西夏文字
知識淵博的野利仁榮在西夏建國後主持
“蕃字院”
工作，元昊同吐蕃、回鶻及西域各國往來文書，一律由
“蕃字院”
負責用西夏文字撰寫。野利仁榮還為西夏初期打開了一扇向中原王朝學習的窗戶，大量吸收內地知識分子進入“蕃字院”，同時大力培養西夏王朝自己的高階知識分子，讓他們也進入“蕃字院”，和內地知識分子一道翻譯漢文典籍。就這樣，在野利仁榮主持下，《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漢文典籍變成了西夏文版本在西夏境內流傳。
野利仁榮引進宋朝的科舉考試，對西夏後期進入文治時期儲備了一定的人力資源。他的這些利於西夏建國的工作，深得李元昊的賞識，被贊為
“西夏第一文士”
。西夏建國後，他也從太尉逐步升到西夏第一任宰相，甚至被李元昊封為
“莫寧令”
（天大王）。野利仁榮就像一支為西夏奮力燃燒的蠟燭，貢獻著自己的才華。西夏建國後的四年間，更是這位党項羌高階知識分子奉獻才能的巔峰時段。1042年7月，為西夏民生國計操勞一生的野利仁榮去世。李元昊悲痛至極，三次前去祭奠，當場撫靈痛哭悲呼
:“何奪我股肱之速也！”
下令給予厚葬，追封為
“富平侯”
野利仁榮石像
野利仁榮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死後一百多年的時光裡。公元1162年，重西夏文化建設的西夏仁宗仁孝皇帝，又追封野利仁榮為
“廣惠王”
。李元昊重用野利仁榮給此後的西夏曆代皇帝提供了重用文臣的範例。如今，分別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博物館以及日本龍谷大學、大英圖書館的西夏文《瓜州審案記錄》，記載了公元1070年至公元1071年間發生的一件因經濟糾紛而引起命案的多次審理記錄。這是目前能見到的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一份西夏文文獻。這份文書距離西夏文字創立只有30年的時間，但審案記錄全用西夏文字草書寫成。瓜州，地處距離興州城1200多公里的河西走廊西端，屬於酒泉地區，是今天甘、新、青、內蒙古四省區的通衢之地。如此遙遠的地方都在使用西夏文，不難看到，李元昊所提倡的
“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
的規定已經在帝國境內落到了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