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看似在講苦難，其實在講“人應該怎麼活”。
這是一場無能為力的告別。
佔領華沙後，德軍將猶太人大規模地從隔離區轉移到集中營。
火車進站，德國士兵和猶太警察把猶太人像畜生一樣，趕進臭氣熏天的車廂。席皮爾曼一家六口就在其中。他們拿著行李，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眼前的“死亡列車”，對即將到來的厄運一無所知。
就在這時，一個猶太警察把席皮爾曼從人群中揪了出來，低聲說：“滾開，笨蛋，快走！”席皮爾曼看著漸行漸遠的家人，兩眼含淚。父親看著他，朝他揮揮手，沒敢出聲。無言，卻是永別。席皮爾曼想說點什麼，可猶太警察卻警告他：“你以為自己在幹嗎，席皮爾曼，我救了你一命，現在快滾！”至此，席皮爾曼如夢初醒，慢慢走回了猶太隔離區。
後來，他才知道，那是開往催布林卡滅絕營的火車。那個與他相熟的猶太警察，因為一瞬間的善念，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這出經典橋段，出自電影《鋼琴家》。創作這場戲時，劇組人員一頭霧水，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場戲該怎麼拍——如何才能在納粹眼皮底下逃離隊伍，繞開偵察？
多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提醒，才讓他們茅塞頓開：“用走的，千萬不能跑”。因為跑會引起納粹的注意，只有若無其事地走過去，才能矇混過關。這是父親傳授給波蘭斯基的救命法則，幼時他曾用這條法則逃出了納粹的魔掌。
波蘭斯基在二戰期間，有過被關押在集中營的經歷。他的母親、父親和叔叔相繼被捕，母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慘遭殺害。據說，8歲的波蘭斯基鑽過鐵絲網的縫隙，逃出集中營，後來被一個波蘭農夫收養，才僥倖存活下來。
二戰時的這段經歷給他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傷痛，甚至影響了他的人生觀。對此，他曾自嘲：“我非常有幸生活在戰爭年代，沒有什麼比感受戰爭更痛徹心扉。”
普通人的善惡選擇
作為二戰題材電影，《鋼琴家》本身非常獨特，片中沒有宏大的戰爭場面，主人公也跟軍事毫不沾邊，是個搞音樂的文化人。
影片主要圍繞鋼琴家席皮爾曼在納粹迫害下絕處求生的故事展開，有點像是戰爭年代的《魯賓遜漂流記》。不同的是，魯濱遜是荒島求生，席皮爾曼則是在淪為廢墟的華沙求生。戰爭讓這座曾容納131萬人的城市變成了荒原，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斷壁殘垣。
《鋼琴家》最大的特點，就是剋制。導演試圖透過鏡頭上的隱忍旁觀，找到最冷靜、最不帶情緒的方式進行講述。
影片前半段，波蘭斯基用了大量筆墨去表現猶太人的正常生活。他們和平常人一樣，也有快樂的時候，也會上街約會，看到咖啡店掛著“猶太人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會自嘲。這些橋段看似只是閒筆，卻為後來的納粹暴行做出了重要鋪墊，告訴我們：所有美好事物遇到戰爭，都會被碾得粉碎。
波蘭斯基在片中並沒有輸出太多“金句”，他不談主義，不談人權，也不談什麼人性光輝，只是以旁觀者的姿態去呈現現實。
於是，你能看到德國人屠殺猶太人和波蘭人；你也能看到波蘭人和猶太人自己害猶太人；你還能看到猶太人、波蘭人及德國人救猶太人……歷史是複雜的，現實是複雜的，人性也是複雜的。因為夠複雜，所以夠真實。
席皮爾曼依靠眾人伸出的援手，艱難地活了下來。影片以席皮爾曼為核心，展現了戰爭背景下的生活群像，不管是主角還是配角，全都讓人難以忘懷。
有的猶太人會為了自保，充當猶太警察，去殘害同胞。但這些猶太警察也有良知，他們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救下自己的親戚朋友。比如，救下席皮爾曼的海勒就不是一個徹底的壞人，如果沒有他，或許電影演到一半就該結束了。
有的納粹軍官，也會用心中的良善守護世間的美好。比如，最後救助席皮爾曼的那個德國軍官，他不但給席皮爾曼帶來食物，還安慰席皮爾曼：“蘇聯軍隊已經到了維斯瓦河東岸，最多隻有幾個星期了，你一定要挺住”。
探討戰爭與人性的關係，一直是二戰題材電影的一大主題。
《辛德勒的名單》中，軍官阿蒙·哥特是個無情的殺人機器，但面對猶太女僕海倫，他又會顯露出自己紳士溫柔的另一面；《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中的納粹軍官，一邊主持慘無人道的毒氣實驗，一邊對兒子呵護備至。
這些影片透過獨特的人文視角，展現了戰爭環境中個體的生存狀態和思想行為，並對人性的美與醜、善與惡以及它們的相互轉化，進行了真實的藝術再現。
種族間的對抗與仇恨，投擲到個體身上，有時會變得很輕很輕。大多數時候，普通人的行為動機，不只關乎善惡，更關乎選擇。人們只是一門心思地想活下去。只不過，有的人是受害者，有的人是加害者，有的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二戰版的《活著》
今年是《鋼琴家》上映20週年。
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它，無疑是當今世界最偉大的電影之一。它不但將戛納金棕櫚、奧斯卡金像獎等諸多大獎收入囊中，還是波蘭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我有一種感覺，我之前拍的所有電影都是為《鋼琴家》做準備。如果要在我的墓碑刻上一部電影的名字，那就是《鋼琴家》。”
成為電影導演後，波蘭斯基一直想拍一部與大屠殺有關的電影。早在九十年代初，斯皮爾伯格就曾將《辛德勒的名單》劇本交給他，把他視為拍攝該片的不二人選。可波蘭斯基卻拒絕了。在他看來，那是他無法面對的黑暗和痛苦，而且《辛德勒的名單》夾雜著的“美式個人英雄主義”，也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直到2002年，波蘭斯基無意中看到了鋼琴家瓦迪斯瓦夫·席皮爾曼的自傳《城市之死》，他才發現自己究竟想拍什麼。據說，剛看完第一章，他就迸發出了要把這個故事搬上銀幕的念頭。“他找到了倖存者的力量，能幫助人們走出困境的力量”，這種力量最終成就了《鋼琴家》。
《城市之死》源於席皮爾曼二戰時的逃亡生活。它於1946年問世，由於書中描寫了部分波蘭人和猶太人曾參與屠殺同胞，以及蘇聯軍隊的一些不端行為，所以該書經歷了長時間的封禁，直到九十年代才重見天日，，並改名《鋼琴家》在美國重新發行。它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受到波蘭斯基青睞。
可惜的是，席皮爾曼生前並未看到這部改編電影，他在2000年7月6日與世長辭，享年88歲。
去世前，他把改編權授權給波蘭斯基，並向媒體吐露了他多年來不曾觸及的傷痛：每天清晨醒來，我都會想起那個火車站。我想念我的家人，他們在哪兒？他們是怎麼死的？他們最後的時刻是怎樣度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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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席皮爾曼VS現實中的席皮爾曼
就本質看，《鋼琴家》相當於一出“二戰版的《活著》”。它讓人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悲憫於人性的扭曲。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傷害，不光是肉體和精神上的，還有人格上的。
戰前，席皮爾曼在波蘭廣播電臺擔任鋼琴師，是一個體面的藝術家。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後，他到獲救時，已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會為食物而瘋狂，為生存而不惜代價的人。他會因為掉落一堆磚頭，向納粹跪地求饒；也會在千鈞一髮之際，偽裝成死屍，讓自己逃過一劫。
波蘭斯基用近乎紀錄片式的手法，讓觀眾跟隨席皮爾曼逐步深入風暴中心，近距離體味身處戰地的殘酷：一個孩子為獲得物資偷偷鑽洞，被納粹打斷脊椎骨，他的身體像煮熟的麵條一樣癱軟；一個老奶奶的半碗稀粥被人搶劫，劫犯是個比她還蒼老的爺爺。稀粥掉到地上，爺爺不體面地趴在地上舔舐；一個殘疾人被納粹直接從三樓丟下去；一個母親在慌張中，悶死了自己未滿週歲的孩子；一個年輕姑娘，因為多問了一句話，被近距離爆頭……
相較這些人，席皮爾曼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他的家人死了，朋友死了，幫助過他的人死了，陷害過他的人也死了，唯獨他沒死，吃了30顆安眠藥都沒死成。
這種苦難敘事，雖無法讓人感同身受，卻讓人非常動容。類似古希臘的悲劇美學，“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苦難敘事展示的不只是飽經苦難的血與淚，還有生命的熱情與意志。
餘華的大部分文學作品，都以苦難為主題。無論是《兄弟》還是《許三觀賣血記》，苦難作為人物的宿命，一直揮之不去，並且迴圈往復。但他故事中的主人公並沒有被苦難擊倒，而是在泥濘中艱難起身，頑強地生活下去。
它們讓我們看到了苦難的根源，看到了苦難對人的戕害，以及人們面對苦難野草般的堅韌。正如詩人荷爾德林所說：“生命充滿了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於這塊土地上。”
許子東曾這樣評價以小說《活著》為代表的苦難核心：“很苦，是記憶積累，又是宣洩需求，是暢銷保證，也是社會安全閥門。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書寫策略，是政治正確，也是中國的宗教。”簡言之，就是起於苦難，卻不耽於苦難。
小說也好，影視也罷，人們偏愛苦難敘事，都源於它對社會的無聲控訴，對歷史的逼真還原。
人應該怎麼活
《鋼琴家》看似在講苦難，其實又不單單在講苦難，而是在講“人應該怎麼活”。鋼琴家這個身份對席皮爾曼來說至關重要，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
納粹入侵時，他可以利用自己積累的聲望，為父親謀得一張工作證。猶太警察海勒邀請席皮爾曼當警察，被席皮爾曼斷然拒絕。儘管如此，基於對席皮爾曼的欣賞和尊重，海勒還是提供了無償的幫助。因為失去這個天才鋼琴家，對波蘭來說是個偌大的損失。其他人也基於同種考量，紛紛對席皮爾曼伸出援手。
可以說，如果沒有鋼琴家這個身份，席皮爾曼的故事就會變成另一種模樣。席皮爾曼的鋼琴家身份，是這部電影變得獨特的關鍵因素。
同時，往內挖掘，音樂也為他提供了短暫逃離現實的精神慰藉。住進“安全屋”後，屋裡放置著一架鋼琴，因為朋友告誡他要避免發出聲響，所以席皮爾曼沒有觸碰琴鍵，只將手指懸空，無聲地彈起肖邦的《大波蘭舞曲》，以此展現出他對生的渴望，對暫時安定的慶幸。
儘管身處極端環境，可席皮爾曼還是在不確定的年代努力尋找內心的堅定，守護他鋼琴家的身份。
這種身份危機，並非戰爭背景下的特定產物。當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地面臨著危機。我們正置身於一個內心慌亂的時代，既要解決溫飽、住房問題，還要為各種焦慮而煩惱：身材焦慮、外貌焦慮、婚姻焦慮、生育焦慮、健康焦慮……
據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釋出的《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2009-2021）》顯示，在4556個青年網民樣本中，有69。8%的受訪者表達了不同程度的焦慮感，只有0。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存在焦慮感。
或許，我們無法像席皮爾曼那樣求助於音樂，完成自我找尋，但也可以從“如何自救”、“如何提升幸福能力”入手，去試著找到內心的安定，讓自我和生活的時代變得清晰。
因為電影裡的席皮爾曼，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人的內在力量可以改變外在命運。正如許知遠說所說：焦慮的現代人唯有建立起自己的“意義空間”，才有“擺脫內心慌亂”的可能。
● 參考資料：
1、《報告稱近七成青年網民有“焦慮感”，主要源自學習、工作、外貌、健康》，中國青年報，記者王燁捷；
2、《二戰題材電影的人性思考》，江蘇大學學報，作者徐光萍；
3、《“珍惜和平”，這是他拿命拍的電影》，局外人看電影，作者CharlesMING；
4、《不要忘記槍炮之下的琴聲》，電影頻道，作者楊卓；
5、《偉大的人性史詩：<鋼琴家>》，電影最TOP，作者發條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