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一直對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是否存在過公社制度產生過質疑，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早在公元初期，就已經產生了農村公社，即日耳曼民族的馬爾克。
恩格斯曾作文《馬爾克》來引經據典的列舉其真實存在過的證據，恩格斯坦言：“支配所有民族的古代歷史的自發產生的事實，就是氏族公社制度。”
氏族公社制度，可以說是部落定居後發展的初期形態，凡是公社成員都有共同享用土地的權力，也有耕種的義務。
日耳曼人的馬爾剋制度即農村公社制度，就是在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應當誕生於他們從遊牧變為定居之後。
愷撒在《高盧戰記》中第一次定義了日耳曼民族，並對其民族歷史進行了詳盡的描述。
在愷撒時代來臨以前，日耳曼人不懂種植，不愛打漁，更非擅長手工藝，用愷撒的話說：“他們只關心一件事，征服，結束所有的抵抗。”
同時，愷撒也提到，日耳曼的部落中不存在私有土地，正所謂：“領導者在年末將按照自己的意願將土地劃撥給部落民眾及其親屬，滿一年，再率領其遷徙到其他地方。”這正是氏族公社制度。
農村公社制度在日耳曼民族中產生，是在其定居以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日耳曼人都沒有找到心儀的定居點，他們長久的遊蕩在
日德蘭半島和北海沿岸。當時的人們對其知之甚少，甚至一度認為，日耳曼人就是凱爾特人的分支，或者是凱爾特化的野蠻人。
公元前後，逐水草而居的日耳曼人漸次找到了適宜生存的地方，其分支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哥特人、勃艮第人都逐步建立起了以本部落為核心的社會圈層。
他們的定居，為農村公社制度的產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緊接著，部落集體耕作的氏族公社制，又變成了以親緣為紐帶的父系大家長制。
日耳曼人的耕作，從原來的部落成員全體參與，變成了親族們的勞動。
以父系為家長的大家庭公社產生，直接促使了農業公社的出現。
農村公社曾在日耳曼民族中盛極一時，並幫助他在匈人入侵時，得以大規模的遷徙至西羅馬帝國境內，並持續了200年之久。
農村公社還有它獨特的閃光點，即並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按照《薩利克法典》的記載，公社成員分為貴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三種，而奴隸和賤民，不屬於其中任何一者。
但半自由人的權力接近自由人，而賤民又接近半自由人。
所以，他們也可以參與到公社的活動中來，享有權力，履行義務。每年分地時，半自由人賤民都能有一席之地，要在規定的時間參與農耕，可以在農閒時放牧和漁獵。
同時，他們也享有一定的政治權利，每次召開村民大會或者法庭開庭時，均能列席參加。
如《薩利克法典》所言：“任何侵害他人的罪過，包括但不限於，損壞他人財物，侵佔他人耕地，毆打乃至殺害他人，均要處以罰金。”
但日耳曼人大遷徙前後不久，公社制度乃至公有制，就淡出了日耳曼人的字典。
這是因為，農村公社制度在日耳曼人中的衰敗有其必然性。造成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的逐利心理。
首先，農村公社可以為個人追逐自我利益提供了溫床。
與氏族公社相比，農村公社的生產基礎，從整個部落縮小為了大家庭。同時，氏族部落中，除首領外，大多數成員都是平等的。
氏族公社與農業公社相比，前者的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除首領外，大多數人擁有大體相同的權力，盡類似的義務。窮，一樣窮；富，一樣富，不會出現分化。
但在農村公社中，
大家庭以小塊土地為基礎的生產經營之間的矛盾。
當勞動主體的構成，從所有部落成員分化為一個家族，那麼個人逐利的本心也就初露端倪。
家庭成員中，有的人勤奮，有的人懶惰。勤奮的人，自然不想讓懶惰的親族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庭逐步分化成了小家庭。
他們也想擁有自己的土地，可以不用勞自己之筋骨，奉他人之體膚。
這一點，使得農村公社必然退出日耳曼的歷史舞臺。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馬克思一語道破天機：“
農業公社時期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從原生形態到次生形態的過渡時期。
”
當農村公社從農業公社變為鄰里公社，個體的獨立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薩利克法典》第59章詳細記載了土地是如何因繼承製度的變化，而從公有轉為私有的經過。日耳曼人大遷徙後的公元6世紀，公社成員擁有了對土地的自主權，他們可以將土地進行出售、租賃乃至饋贈。
此時，公社的土地，成為其成員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說，雖然成員名義上屬於公社，但其土地為自己所有。
土地良莠不齊，是無可避免的現象，這就導致有的家庭富裕，而有的家庭貧窮。
其次，以血緣關係為核心的農業公社開始逐步瓦解。
在農業公社成形初期，大家族的主人在去世後，是不允許將土地分給女兒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男女平等思想逐步興起，《薩利克法典》痛批傳男不傳女是愚昧落後的行為。所以，日耳曼民族開始出現了男女子嗣共同繼承遺產的現象。
從平權意識上來看，這無異於是巨大的進步。但是對於農村公社制度而言，這並不利於其穩定。因為多一個人分土地，就意味著大家庭逐步向小家庭靠攏。
值得一提的是，好客的日耳曼人，還經常邀請其他民族或其他村莊的人來自己的所住地定居。日耳曼人的移民政策十分友好，只要在此地定居一年，公社就會發放土地，並且對其土地予以保護。
有些日耳曼人也會心血來潮，將遺產轉移給不是親屬的人。在家中有兒女的情況下，收養義子或義女，曾一度在日耳曼人之間流行。他們把毫無血緣關係的乾兒子或乾女兒，看的比親生的還親，去世後就把土地和財產傳給了外人。
最後，日耳曼人的農村公社隨著發展，產生了嚴重的階級分化。
日耳曼人之間開始有了窮富之分，《薩利克法典》為這一現象提供了有力的論證。
一些日耳曼自由民，公開簽署了放棄共同宣誓義務，放棄遺產權的協議。這是因為他們足夠富有，而不需要這些義務，也不需要遺產。
當然，沒有人會嫌自己的錢多，這麼做主要還是為了不用幫公社家庭其他成員繳納贖罪金。
贖罪金是日耳曼民族自由人殺害其他自由人時，按照親近程度的不同，繳納贖罪金。當殺人者掏空家產而不能償還足夠的金額時，公社家族成員為其繳納。若想放棄家人幫忙繳納贖罪金，即可簽署一份
放棄共同宣誓義務，放棄遺產權的協議。
而且，還有一部分自由人進行搶劫和盜竊等違法行為實現了“財務自由”。
如此一來，財富迅速出現了分化，而小家庭的獨立性得以加強，公社成員的構成變得愈發複雜。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紛爭，就會有權勢的高低，身份的差異。那些先富起來的，成了命貴者。這一點，在贖罪金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羅塔爾敕令》是日耳曼人分支倫巴德人的法典，其中提到：“被殺者親屬，在接受殺人者賠償時，需考慮受害者的質、個人財富擁有數額、門第品級以及他本人將會如何得到評價。”
倫巴德王國後來直接把自由人分成了兩個品級，即上等與下等，而劃分的依據並非出身，而是個人的貧富。
同樣是遭到殺害，上等自由人與下等自由人的贖罪金相差整整一倍。
法典和國王敕令，無不顯示著階級分化在日耳曼族群中的被承認。
富有者自然不願意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財富，而這些法典和國王的命令，也直接體現了日耳曼族群承認了階級分化。
農村公社是有其積極意義存在的，它破土而出時，以公有與私有的二元性摧枯拉朽般的結束了氏族公有制時代，為國家和完整社會體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雖然看似做到了“人人平等”，但也會導致社會停滯不前，沒有突出者能躍上龍頭。換言之，雖然氏族公有制不存在階級，更沒有階級固化，但它本身就是一種階級固化。不論個人做出怎樣的努力，都要與他人分享，這讓個人的積極性和進取心大打折扣。
反而是農村公社制度，讓個人有了獨立性的一面，願意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鬥。當無數個個體，為自己的目標而奮鬥時，自然也就拽著社會不斷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