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原弘州文化是金元歷史的一座豐碑
趙宏清
弘州文化是金元歷史的一座豐碑
趙宏清
綿延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燦爛輝煌的文化史。在漫長的歲月裡，在廣袤的大地上，這部文化史歷久而彌新，昂然挺立於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在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史上，弘州文化乃是金元歷史的一座豐碑。
源遠流長的弘州歷史
今陽原境域，戰國時置安陽，是趙武靈王長子、代安陽君趙章的封地。西漢置桑乾、東安陽、陽原三縣，代郡治桑乾。東漢設桑乾、東安陽縣。隋屬雁門郡靈丘縣地。唐屬河東道，置橫野軍安邊縣。宋屬雲中府路，不久即失。遼置弘州，金元相沿不改，明初廢，先後置州四個世紀。明設順聖川東、西城。清置西寧縣。民國復置陽原縣至今。
後晉天福三年（938年），境屬遼西京道大同府。遼統和年間（983-1012年），置弘州，刺史。治弘州城（今西城），轄永寧、順聖二縣。永寧治今西城，順聖治今東城東南之舊東城。“統和中，以寰州近邊，為宋將潘美所破，廢之，乃於此置弘州”（《遼史·地理志》）。順聖縣置於遼穆宗應歷中（951-969年）。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預置雲中府路，陽原在其境內，屬蔚州。宣和五年，遼蔚州守將降宋，未及一年，覆被金佔領。永寧縣，有人戶一萬。順聖縣，戶三千。
金時，境屬西京路弘州，刺史。州治今西城，轄三縣二鎮。三縣即襄陰縣（大定七年永寧縣改，弘州治所）、順聖縣、礬山縣（金大定初隸弘州，明昌三年［1192年］改屬德興府。今涿鹿礬山一帶）；二鎮即陽門鎮（金大定年間置鎮，貞祐二年七月升為縣。元廢。故治在今萬全縣陽門堡一帶）、大羅鎮（金初隸弘州，明昌三年割隸宣德州。有慶寧行宮。泰和五年以提舉兼龍門令）（《金史•地理上》、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2011年《張家口市年鑑》）。襄陰縣有戶二萬二千二。
元初，境屬中書省大同路弘州，轄襄陰、順聖二縣。“至元中，割順聖隸宣德府，唯領襄陰及司候司，後並省入州”（《元史·地理》）。
此後，縣東西分屬，東城、辛堡以西地域屬中書省大同路弘州襄陰縣，以東地域改屬中書省上都路宣德府（至元三年［1266年］更名順寧府，治今宣化）順聖縣。
弘州之“弘”，在歷史上用法較亂。清康熙《西寧縣誌》、陽原縣文化館編撰的《陽原縣民間傳說和故事集錦》將弘州作“洪州”；清同治《西寧縣新志》、民國《陽原縣誌》將弘州作“宏州”。陽原縣舊志之所以將“弘”作“洪”或“宏”，主要與當時帝王避諱用字有關。清乾隆帝名弘曆，即諱“弘”而以“宏”代。《西寧縣誌》《西寧縣新志》均為清代編修，遂將弘州作“洪州”或“宏州”。民國《陽原縣誌》沿襲《西寧縣新志》，甚至將明孝宗“弘治”年號亦作“宏治”。1983年《陽原縣地名資料彙編》、民國《陽原縣誌》1986年重印本，標準化處理為“弘州”，這是正確的。因《遼史》《金史》《元史》均作“弘州”：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亦標作“弘州”。1988年，陽原縣馬圈堡鄉石盆村發掘一處金代墓葬，墓碑有“大同府弘州順聖縣”以及“大定八年五月五日”等字樣，“大定”是金世宗完顏雍年號。此後，文字表述一律改“洪州”和“宏州”作“弘州”。
獨具特質的弘州文化
弘州是古代北方漢族與草原遊牧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地區。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在四百年的歷史中，共同創造了一個時代所有社會生活精神物質面的總和。
弘州文化的核心是“厚德、包容、博學、育才”。弘州文化的基本特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平原丘陵區農耕經濟文化與草原畜牧經濟文化的相互匯合；二是北方漢族文化與遊牧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三是處於全國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與地域文化的相互結合。而這三者又都統一在歷史發展的程序中，相互聯絡、相互影響、相互滲透。
任何一個地域的文化，無論東西，不分南北，都有自己的土壤和空氣，都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弘州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既具全國的共性，又有地域的特性，其特質十分明顯。
一、名滿海宇的詩詞曲賦文化
遼金元時期，弘州代有達人，不僅仕宦顯赫，勳業炳煌，而且文學、考據等，亦曾領袖中原。楊篤《西寧新志•藝文志》述：“縣文學，以金元為盛。”
◎領袖中原的詩壇名家李純甫
。李純甫（1185-1231年），字之純，號屏山居士，金弘州襄陰（今河北陽原）人。擢承安二年（1197年）經義進士。歷官翰林，京兆府判官。金末文壇著名詩人，尚奇派領袖，被譽“宏傑之士”。
金章宗南渡後，詩壇上形成兩個不同的詩歌流派。在南渡前已嶄露頭角的趙秉文和李純甫，此時成為詩壇的兩面旗幟。趙秉文等人主張詩作平淡紀實，多方師承；李純甫作詩、論詩主張奇峭險怪，自成一家。兩派風格不同，爭議紛然。“他們都有較高的創作成就，有各自的理論主張，甚至於互相辯難，在他們周圍又都各自團結了一批詩人，有著較為明顯的流派特點，在詩壇上形成了雙峰並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而對於南渡之前那種浮豔尖新詩風，他們又都起了逆挽頹流的作用。”（張晶《金詩流變鳥瞰》，《文史知識》1989年第11期）李純甫的詩學理論強調自成一家，他“教後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格，勿隨人腳跟。’”（《歸潛志》卷八）因而在詩歌風格上強調奇峭，有尚奇的審美傾向。他自己的詩也以奇崛為尚，造語險異，較為接近唐人盧仝、李賀。如他形容趙宜之：“老盧磔殺玉蟾蜍”（《趙宜之愚軒》）；寫周嗣明的氣質：“怒如怪獸拔枯松”（《送李經》）；寫張伯玉的個性：“斫頭不屈面如鐵”（同上）。這些意象都是怪異狠重，出人意表，令人錯愕，往往脫略凡庸，進入一個奇特的境界。
李純甫善於汲引士人，成為金南渡後計程車大夫魁首。因此，在他的旗幟下，聚集了不少詩人，形成了一個影響較大的詩歌流派。這派的驍將雷希顏、宋九嘉、李經等，其基本創作傾向是雄拗奇峭，集中反映了當時士大夫備受壓抑而胸臆崢嶸的鬱憤。當日士人的一般心態在這派詩人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元好問所編《中州集》錄存李純甫詩二十九首及所撰故人外傳若干，他還著有《鳴道集解》《中庸集解》等，輯為“內外稿”。
李純甫去世後，元好問作《挽李屏山》七律二首深切悼念他，其一是：“世法拘人蝨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此詩高度概況了逝者的才氣、性格及其命運，對這位恃才傲物、抑鬱而死的友人表示同情惋惜，但不作尋常悲酸悽愴之語，詩意豪健，有龍騰虎躍之勢。
◎超邁雅整的詩詞曲家魏初
。魏初（1232-1292年），字太初，號青崖，元弘州順聖（今河北陽原）人。年甫二十，即有聲於時。中統元年（1260年），為中書省掾史兼掌書記。後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至元七年（1270年）授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歷任陝西、河東按察副使，行臺揚州、江西按察使，南臺御史中丞等。魏初幼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為詩格律堅蒼，詞率皆酬贈之作。然筆致超邁雅整，不流於庸俗。曾從元好問學。著有《青崖集》五卷，收於《四庫全書》。《全書提要》言：“焦竑《經籍志》載魏初《青崖集》十卷，《文淵閣書目》亦載魏太初《青崖文集》一部七冊，是明初原集尚存，其後乃漸就亡佚。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詩文搜輯裒掇釐為五卷，猶可見其崖略。”“今幸遺集僅存，尤足以補史闕，固不徒以文章貴矣。”
其詩或雄渾曠達，或沉鬱悲涼，皆格律堅蒼。“順聖溫泉留題”五言律詩既如此。詩序曰：“戊申歲初，年十有七，從先大父玉峰靖肅公來拜祀先壟，曾浴於此。今初獨來，父祖俱棄世，犬馬亦已四十，嗟歲月之易得，懷先人而詠歎。丘山零落，堂構多慚，因留數字，以紀歲月。”詩曰：“破塚風霜裡，諸孫骯髒邊。䄲趺埋老蘚，翁仲臥荒煙。宗邑嗟誰起，文源愧我傳。一杯清酹底，聊與慰重泉。”
同時，魏初又是一位感情深摯、細膩的詞人，其詞皆能傾心表露真情。朋友間的離別與重逢是人們都曾有過的經歷，其中的感傷與喜悅也是人們都曾有過的情感，但將其真切地表現在一首短短的令詞中卻並非易事，而《點絳唇·昨日郵亭》就做得很成功。此詞寫了作者與友人離別、重逢到再次離別的過程，字裡行間，流露出朋友間的真誠友誼。他在宦遊路上寫給夫人生日的《鷓鴣天·室人降日》詞，使中國文學史上有了一首情真意切、明白而家常的小詞。
元代文學除詩詞外，主要還有散曲、雜劇和南戲等。元散曲是詞的一種解放和發展，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是我國古典藝術繼承唐詩宋詞之後的又一個發展高峰。魏初散曲作品小令《［黃鐘］人月圓·為細君壽》，見於《青崖集》。此曲上闕曰：“冷雲凍雪褒斜路，泥滑似登天。年來又到，吳頭楚尾，風雨江船。”下闕是：“但教康健，心頭過得，莫論無錢。從今只望，兒婚女嫁，雞犬山田。”曲為妻子祝壽之辭，上闕訴說自己風雨雪路途辛苦，下闕祝願妻子健康長壽，希望家人平安。全曲短短四十八字，在明白曉暢的祝福中，流露出在外奔波的艱苦和享受天倫之樂的嚮往之情。
◎春容和雅的詩詞賦家王沂
。王沂，生卒年不詳，字思魯，元弘州（今河北陽原）人。曾祖王國綱，金監察御史。父王元甫（父），官至承事郎監黃池稅務。沂延祐二年（1315年），登進士第。歷任臨淮縣令、同知嵩州、國史院編修官、翰林待制、待詔文宣閣、禮部尚書等。至正末，告老還鄉，僑居山陰、應縣一帶。時局動盪，攜家南渡，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
沂古學深厚，精於鑑識，由外吏而歷躋館閣，多居文字之職，廟堂著作多出其手。他工詩詞，與傅若金、許有壬、周伯琦、陳旅等人俱相唱和。著有《伊濱集》，絕少流傳。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裒掇編次為二十四卷收於《四庫全書》，評其詩詞賦春容和雅，有先正軌度。論詩推崇陶潛、韋應物，以怡淡自然為理想境界。今錄其《發赤城》五言古詩一首，以共饗：“赤城夜來雨，新漲沒馬膝。曉行鶴門嶺，炳炳亂峰碧。秋髙川原闊，禾黍紛已積。居人望翠華，父老扶杖立。牛羊散在野，晴曦漏雲隙。崖巔掛虹霓，草際鳴螻蟈。既忻寵光被，復協棲遁跡。行行幽興得，覓句寫崖壁。停立望蒼茫，亂飛歸鳥急。”
遼金元時期，弘州詩詞家著作流傳於世的還有：劉震亨的《風露集》，王元節的《遁齋詩集》，王元父（甫）的《政要書》十二篇、《陶詩注》三卷、詩文一卷，僑寓弘州的曹珏《卷瀾集》三卷等。
二、主張“三教合流”的宗教文化
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種歷史現象。各種宗教在弘州大地發生、發展、傳播，以及傳播過程中留下的遺蹟，構成弘州宗教文化的主體，其在金元歷史中佔重要地位，成為中華宗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教異於政治，但宗教的發生和發展又與政治密不可分。弘州自古為民族融合之地，宗教文化的民族特色頗為突出。隨著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入主中原，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亦隨之傳入，並與儒、釋、道逐步融合，使弘州宗教文化變得豐富多彩。在這期間，始於金代的“三教合流”現象，便是獨具特色的一種宗教文化，其突出代表就是李純甫。
金末，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趨勢，這是當時文人學者與金統治者逐步走向合作的反映，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更是儒、釋、道三教發展的必然趨勢。原來三教門戶森嚴，各有畛域，到了金代末年，儒士與佛、道教徒的交往日益密切，他們精通儒家經典自不必說，同時還精通佛、道教義，而佛、道教徒也有許多人精通儒家經典，因而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儒、釋、道兼通的人，不少人開始自覺地尋求三教合流的途徑。金後期文壇領袖趙秉文對二程理學有研究，又兼通佛、道，而另一文壇領袖李純甫普讀佛、道書籍，以佛相容儒、道，著述合三家為一，因此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三教合流的文化現象對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李純甫著有《老子解》《莊子解》《鳴道集解》《雪庭西舍記》《金剛經別解》《中庸集解》等，因年湮代遠，有的已經遺失。其於興定六年（1222年）二月在登封少林寺所撰《重修面壁菴記》（劉祁《歸潛志》收錄），基本闡述了他“三教合一，推崇佛學”的思想，認為“學至於佛則無所學”（劉祁《歸潛志》）。
元好問在《中州集》中曰：“純甫於書無所不窺，而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為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遍觀佛書，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學書讀之。著一書，合三家為一，就伊川、橫渠、晦庵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他在《挽李屏山》其二悼之：“談塵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堅白，博士真堪補太元。孫況小疵良未害，莊周陰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耶律楚材（後任元丞相）在純甫所撰《金剛經別解》序中言：“……偉哉！屏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運、裝二師之論，牽引雜說，錯綜諸經，著為《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義，析六如之生滅，剖四相之鍵關，謂真空不空，透無得之得，序圓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辨因緣自然，喻以明珠，論諸佛眾生，譬之圓鏡，若出聖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嘻！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書生之學佛者，偏見衲僧，無因外道，皆可發藥矣。昔予與屏山同為省掾時，同僚譏此書以餅餌饀之具。予尚未染指於佛書，亦少惑焉。今熟繹之，自非精於三聖人之學者，敢措一辭於此書乎？”觀此，可見時人對李純甫的評價。
明清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等所著《宋元學案》是中國最早的有系統的學術思想史。《學案》卷一百即收錄李純甫《鳴道集解》等數條。
三、實行“三史分修”的史學文化
元時修《宋史》《遼史》《金史》，阿魯圖和丞相脫脫等先後主修。至正五年（1345年），三史成書。
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請修遼、金二史，世祖即令左丞相耶律鑄等監修。南宋亡後，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但因義例問題，一直未能完成。所謂義例，主要是繼誰為正統，有的認為應以宋為正統，有的主張三朝各為書。到至正時，中書右丞相脫脫推行“更化”政策，重用儒臣，又議修“三史”。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時任中大夫、禮部尚書王沂等總裁官與脫脫共決“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庚申外史》）這樣，於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同時開始修撰，四年三月完成《遼史》，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前後二年半，成書如此迅速，主要是以脫脫為修“三史”都總裁官與王沂等總裁官們的共謀決斷，著力組織機構、人員、經費等，為修史提供了便利條件。
同時，“三史”各有所本也是重要原因。耶律儼於乾統三年（1103年）纂修諸帝《實錄》共七十卷。至金，先後由蕭永祺和陳大任據此兩次修成《遼史》。至正所修《遼史》即以諸本為依據而成。《金史》史料基礎最好：金代各朝均有實錄；元好問撰有《壬辰雜編》；劉祁著有《歸潛志》；王鶚據諸書又修成《金史》，至正修史，諸書俱存，故《金史》修有所據，較《遼史》資料詳賅，體裁嚴整。《宋史》的修纂，鑑於官修史書有實錄、國史、編年、日曆以及私人著述、雜史、筆記等，史料十分豐富，又採取了前代紀傳體史書的體例，紀、志、表、傳俱全，故成書後多達四百九十六卷，為二十四史之冠，因而儲存了很多史料。
元朝“三史分修”，符合歷史發展實際，從觀念上突破了傳統修志的文化壁壘，塑造了新的史學文化理念，都總裁官、總裁官們的決斷具有重要意義，功不可沒。宋、遼、金三史是二十四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許多特點和優點。在編撰義例上採用各與正統、各系年號的處理方法，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是一個創舉，是當時歷史狀況的反映和民族平等原則的體現；在篇目設計上，三史按照正史體例編撰，但也各有創新。特別是元朝享國日短，能在短期內完成三史，儲存了三朝的主要歷史資料，不致於被兵火湮沒，這是對中國史學的一大貢獻。
四、倡導程朱理學的哲學文化
理學，亦稱“道學”，是宋、明時期佔主要地位的哲學思想。它以儒為宗，兼採佛、道，熔三者為一爐。北宋初胡瑗、孫復、石介即有“理學三先生”之稱，但實際創始人則為“北宋五子”，即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顥、頤）。南宋朱熹為理學之集大成者。由於他們的學說基本一致，被後人稱之為“程朱學派”或“程朱理學”。自南宋末年起，程朱理學長期保持思想上的統治地位。
金朝後期，程學在山西等地有所流傳，但金的科舉主要以詩歌、明經取士，理學在北方並沒有產生大的社會影響，甚至有計程車大夫對程朱理學表示反對或提出批評。
楊惟中是程朱理學在元初的極大倡導者和踐行者。楊惟中，字彥誠，元弘州（今河北陽原）人。金末，以孤童子身份侍奉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出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釋出政令，使他們都登記戶籍設定屬官，回國後，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獲名士數十人，收集二程著作送往燕都，並建立宋朝大儒周敦頤祠堂，特建太極書院，立國子祠，祭祀二程、張載、楊龜山、遊定夫、朱熹六個儒學大師，取他們的遺書八十卷，邀請儒士趙復、王粹等在太極書院講學。同時，趙復著有《傳道圖》《師友圖》《希賢錄》等，內容都是從堯舜到程朱許多名人的言行，對後學影響極大。這樣，南宋理學在元統治的北方開始盛行起來。此時的楊惟中於是通曉聖賢之學，慨然欲以聖道助益國家。
郝經在《太極書院記》中述：“……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為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為書院，以為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於壁，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籲！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於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於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於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
五、風物天成的物質文化
人類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以經濟為基礎，文化則是上層建築。文化特徵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文化從廣義上講，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文化的基本特徵在歷史的發展中同經濟的基本特徵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而經濟文化特徵又是同民族特徵緊密相連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不同的表現。遼金元時期，弘州經濟文化的特質十分突出。
◎尚膳內府的弘州麥面
。元時，弘州小麥及其麵粉品質優秀，直供元內府享用。《元史·本紀》載：種田提舉司，掌輸納麥面之事，以供內府。弘州襄陰縣西南七十里大旺村（今屬山西大同），有種田提舉司李公仲璋孝思碑。碑文略雲：李公本女真人，蒲察氏。曾祖居平陽。祖父豫，寓居石州。金沒，遷弘襄，處歸仁裡，遂為弘襄人，複姓李氏。生四子，長仲璋，美著倫理，孝友施仁，慈愛惠眾。至元（1264年）初，為地丁稅官。壬申歲，撥充中衛軍。郡中同役者百餘戶，每歲更代，軍事繁劇，遷調不常，人憚其勞。公赴京師，詣宣徽院陳訴，以弘襄之土沃饒，產麥甲於他郡，可供尚膳。太傅帖相覽而嘉之，具陳於上，準充弘州納麥人戶悉除軍籍，置司弘州，命公提舉其事。公歸，驗戶數、田力多寡肥瘠，均貢賦輕重之差，民服其平。自至元四年（1267年），免徵戍，各安其業，公之力也。大德癸卯（1303年）正月二日卒，年七十三。元廷追贈仲璋公奉訓大夫、飛騎尉，追封大同縣男；夫人楊氏，追封大同縣君。
◎物寶天華的弘州瑪瑙
。《金史·地理志》載：弘州“產瑪瑙”。《元史·百官志》載：“至元十五年，立提舉司，領大都、弘州兩處造作。”清同治《西寧縣新志》載：弘州瑪瑙局“盤崖寺碑，有瑪瑙局院長戴玉、局副郭昞諸名。”
金元時期，襄陰縣北山多產旱瑪瑙，開採年代較早。其先產量極豐，到明清時稍次。縣城火石作坊，製造文玩、煙咀、圖章等，銷往京都等處，甚至遠銷法國巴黎。
◎金綺華貴的弘州織錦
。蒙元時期，弘州、蕁麻林（今河北萬全西北）所產“納失失”，是北方所產頗具民族特色的絲織品。《元史》一二〇卷載：蒙古太宗時“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織金綺紋工三百餘戶，及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戶，皆分隸弘州”，弘州開始織金錦的生產。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戶，教習火匠織制‘納失失’，於弘州、蕁麻林二處置局”。納失失是一種金綺，由西域工匠傳入弘州，先用金線織成，再嵌大小明珠，十分華貴。
《元史·百官志》載：弘州人匠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納失毛段二局，院長一員；弘州衣錦院，大使主之；弘州訥克實局（《三史》語解：“訥克實，錦絨也。舊作訥失失，今改。”）：“此局亦大使主之。至元十六年，與蕁麻林併為一局。三十一年，以兩局相去百餘里，非便，復為二局。”
《元史·本紀》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七月，弘州匠官以犬兔毛制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弘州。
金元時期，女真人、蒙古人的衣服以布帛等織物為主要原料，貴賤以布的粗細為別。富人秋冬多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皮為裘，貧者以牛、馬、豬、羊、犬、鹿皮為衣褲；春夏富人則以苧絲、細布製衣，貧者以布為衣料。元時，因有無數工匠供使役，有以“和僱和買”名義搜刮來的廉價原料，所以官辦手工業規模大、產品多，十分發達。時，弘州由歷經元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朝，屢建戰功的中書右丞鎮海主持，在弘州設有人匠提舉司、種田提舉司、瑪瑙提舉司、納克實局等，是設官最多的州。開辦的官辦作坊及其產品多供元上流社會王公大臣享用，在朝會和宴會即“質孫宴”和“詐馬宴”時穿著。這類服飾是根據不同時令和官階品位製作和享用的。其大量使用高階絲綢和域外納失失、怯綿裡（即剪茸）製成的衣服，以及速夫（指回族精製毛織品）和高麗羅等衣服，極其奢華，製作要求非常嚴格。同時，實行激勵政策，對製作精良者，予以賞賜，直至賞授官職。
元弘州毛皮、織錦、瑪瑙等加工業的發展，為後來境域經濟文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首創世間的蒺藜火炮
。遼時，境屬是與北宋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交集的前沿之地。因為戰爭的需要，遼廷在今縣境磁炮窯村一帶設有製造火炮的軍工廠。2009年，北京人廖萬貞編撰的《火炮史話》，稱其在陽原縣磁炮窯村考查時不僅發現生產磁炮的窯址，還發現產於遼代的兩枚蒺藜火炮，並且收藏一枚。他認為，在中國乃至世界，生產火炮最早的地方應該是陽原磁炮窯村。當然，這尚待學界共識。
根脈深邃的文化成因
古人云：江河行地，岐流而異派，然而不能別為原也；豫章翻風，枝分而蔭遠，然不能各為本也。博大精深的華夏文明就是區域文明的“原”與“本”，而源遠流長的區域文明涓涓細流匯聚一起，則成就著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遼金元時期，弘州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集合體，多元一體格局下形成的弘州歷史和弘州文化，各民族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共同創造了驕人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民族融合是基礎
。弘州地處北方，自古以來就是北方民族與中原民族交錯雜居的地帶，各族人民之間的往來，透過各種渠道，在這裡匯聚。因此，北方各遊牧民族與中原華夏漢族之間兩種相互區別而又相互依賴的歷史文化，在這裡融合、發展、壯大，是形成弘州文化的基礎。
◎精英治國是保障
。金元時期，弘州有一大批精英人士在治理著國家，他們或如孔明、王景略運籌帷幄，或如晏嬰、藺相如堪當危急大任，這些人中有魏子平、楊伯通、劉震亨、王元節、王元德、王國綱、王元父（甫）、魏璠、楊惟中、魏初、崔彧、王沂等。他們是弘州文化形成、發展的屏障。
魏子平（？-1186年），字仲均，金弘州順聖（今河北陽原）人，登進士第。調任五臺主簿，歷遷尚書省令史、大理丞、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太府監、賀宋主生日使等。金大定元年（1161年）任戶部侍郎，二年（1162年）丞相僕散忠義領兵伐宋，子平執掌饋運有功，升戶部尚書。宋金和好，大定六年（1166年）為金國賀宋主生日使。不久，升任參知政事，為世宗擘畫稅法，以舒民困；招募智勇，以壯軍旅，皆從之。澤州刺史劉德裕、祁州刺史斜哥、滄州同知訛裡也、易州同知訛裡刺、楚丘縣令劉春哥因貪贓抵罪，世宗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認為不可。世宗問子平：“卿意如何？”子平說：“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世宗於是降詔懲治了貪官汙吏。
王國綱（1188-1232年），金監察御史。開興元年（1232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元兵作戰而敗。哀宗聞訊，派王國綱乘馬去河中府瞭解軍情，行至中途，被元兵殺害，時年四十四歲。
王元甫（父），元承事郎監黃池稅務。江東道州縣有多年不決的訟事，宣慰司交給他，便依法一一裁決。南陵縣富人堰溪水灌溉私田，霖潦水溢，漂沒崩蕩，百姓深受其害，訴於縣吏，縣吏不敢阻止。元甫親到該縣處置，百姓稱快，撫手拜慰。至大間，他上書言事，其中有“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不可輕出”四句名言。至治三年（1323年）五月十三日卒於家。
魏璠，字邦彥，金末元初弘州順聖（今河北陽原）人，金貞祐三年（1215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翰林修撰。為人方正古直，名氣很大。金宣宗讓大臣直言諫事，魏璠第一個上書，說宣宗任用將相不當，但未被採納。又上書說國勢危急，四方未有勤王之舉，應該任用隴右完顏胡斜虎，朝臣不悅而止。過了幾個月，胡斜虎援兵來到，宣宗降詔不及，十分懊悔。金亡，魏璠歸還鄉里。元世祖忽必烈聞其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魏璠條陳三十餘事，舉薦名士六十餘人，多被世祖採用。年七十，卒於和林，賜諡靖肅。
楊惟中，太后稱制時“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惟中奉詔誅殺了他。金亡，金將武仙率餘黨佔據大明川，用亡金年號聚眾數萬，剽掠數千裡。定宗詔兵討伐未克。楊惟中仗節開諭，迫使其主帥投降，餘黨悉平。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鎮守金蓮川，於汴梁設立河南道經略司，惟中為經略使。河南道總管劉福貪鄙殘酷，虐害百姓二十多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病不至。楊惟中在座上準備了大木棒，再次派人召劉福，對他說：“汝不奉命，吾以軍法從事。”劉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著來見楊惟中，惟中手握大棒將其擊倒，數日福死去，河南由此清明安定。惟中改任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軍帥橫行奢侈侵害百姓，郭千戶尤甚，殺人夫而奪其妻。惟中將其處死示眾，關中肅然安定。惟中對人說：“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己未年，世祖統率東路軍，奏請任命楊惟中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宣佈朝廷的恩澤信譽。師還，卒於蔡州。中統二年（1261年），追諡忠肅公。
崔彧（？-1298年），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元弘州順聖（今河北陽原）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器重他。至元十七年（1280年）崔彧任集賢侍讀學士。阿合馬伏誅，崔彧言其黨、參知政事阿里也應治罪，郝禎應剖棺戮屍，世祖聽從了他。至元二十年（1283年）崔彧由刑部尚書任御史中丞，上書言時政十八事。世祖即日命中書省執行數事，餘命御史大夫議定執行。二十一年盧世榮居中書不到十天，崔彧即劾其奸邪不可為相，後被誅。二十三年崔彧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後任甘肅行省右丞。二十八年三月拜中書右丞，改御史中丞。先後劾奏尚書省桑哥、建寧路總管馬謀、河間鹽運使張庸、宣慰使薛闍幹、集賢詹玉等人不法事，均逮治論罪，臺綱肅然。三十年（1293年）三月中書省奏請崔彧為中書右丞，世祖不準，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
至元三十一年，崔彧得玉璽上之於徽仁裕聖皇后，後手授鐵穆耳即帝位，是為元成宗。崔彧久任御史中丞，欲改他任，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大德元年（1297年）崔彧又上書條陳臺憲諸事，皆得以施行。彧久居御史臺，又守正不阿，因此有人恨他。監察御史斡羅失刺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不久，御史臺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大德二年（1298年）崔彧兼任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是年九月，卒於任上。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重教興文是關鍵
。天下無所謂治亂，視學校興廢為治亂。學興則天下治，學廢則天下亂。清康熙《西寧縣誌》載：“自夏校商序以建，兩漢遍立學校。迨宋仁宗時，契丹於弘州立學；孝宗時，金人亦置弘州學；理宗時，元世祖置宣德等州學，西寧之有學由來久矣。”遼金元皆以武立國，在建國之初，由於遊牧民族的特性和頻繁的征戰，基本上沒有學校教育可言。但是，契丹族特別是女真族、蒙古族向有崇尚漢族文化的傳統。因此，建國後積極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尊孔崇儒。金滅遼、元滅金及南宋後，又吸收了某些遼、金、宋的文化。正如金代史學家劉祁所說：“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重教興文是弘州文化形成、發展的關鍵。
金元時期的教育，既有豐富的本民族的文教習俗，又有來自漢族的教育方法，從而構成了多民族的多種教育並存的統一的教育制度。金元時期，在府、州、縣、鄉學之外，私學亦有很大的發展，其辦學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是發展社會文化和培養人才的一個途徑。曹珏（1173-1247年），字子玉，晚號囂囂老人。金時學者，磁州滏陽（今河北磁縣）人，聰明好學，廷試以優異成績考入太學。居方城（今河南方城）二十年，以教授為業。金正大末年（1231年），南京（今北京）大司農楊叔玉及康伯祿舉薦曹珏等六人文章、德行，建議朝廷委以官職，因遇戰亂而未能授職。金開興元年（1232年），珏因兵亂移居弘州，居襄陰十年。尚書李仲臣專門創辦學校，請他做老師。期間培養出大批人才。教學之餘，著書立說，著有《卷瀾集》三卷。丁未年（1247年）九月，病逝於襄陰寓舍。他的好友元好問為其親題墓表。元好問與曹珏情深意厚，曾來弘州看望他，且多有詩書往來。《贈曹丈子玉》《懷安道中寄懷曹珏君》等，皆是膾炙人口的詩作。曹子玉去世後，元好問又賦詩緬懷：“生死論交不易忘，一回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蓮社，無復題詩寄草堂。楚國先賢宜有傅，粵阡羈鬼漫思鄉。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追懷曹珏君》）
◎國是共識是核心
。哲學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楊惟中於燕京建太極書院延請趙復講學的同時，竇默亦北上講學，並向元世祖忽必烈講述“三綱五常”之說。世祖認為這是為人立身之本。但是，金末至元初，理學在北方儒士中仍未被普遍接受，倡明理學之士，往往處境孤立。世祖即位後，信奉倡導理學，並以其治國，使北方理學的傳播與發展出現新機。元仁宗時，實行科舉，程朱之說被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終使程朱理學佔據統治地位。
◎人才薈萃是動力
。人是構成歷史的主角。人民大眾及他們中的知識分子階層是推動歷史進步的生力軍。遼金元時期，弘州官員雲盛，重臣迭出，從而促成生機勃勃的弘州文化。遼有戶部侍郎王山甫。金有海陵朝左司員外郎王詡，天會元年（1123年）詞賦狀元、一代詞宗劉撝，天德三年（1151年）詞賦進士、密州觀察判官王元節，天德進士、正奉大夫、工部尚書、南京路提刑使王元德，大定進士、戶部尚書、參知政事魏子平，大定三年（1163年）進士、明昌年間吏部尚書、戶部尚書、承安年間參知政事、尚書右丞楊伯通，明昌三年（1192年）進士、南宮縣令劉震亨，監察御史王國綱，西京進士李安上，承安二年（1197年）經義進士、翰林、京兆府判官李純甫，貞祐三年（1215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翰林修撰、元世祖賜諡靖肅的魏璠。元有中書令、“以一相負任天下”、諡忠肅公的楊惟中，監察御史、南行臺御史中丞魏初，御史中丞、兼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鄭國公、諡忠肅的崔彧，承事郎監黃池稅務王元父（甫），元祐三年（1315年）登進士第、國史院編修、國子學博士、中大夫、禮部尚書、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王沂等。
清西寧縣城十字街有四相國坊，俗稱“四牌樓”，為縣內最尊古之坊表。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隆化、昭武、承恩、清朔四坊舊址改建，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縣令高承樞重修。南牌樓為金參知政事、尚書右丞楊伯通建，牌額題“燻弦解阜”；北牌樓為金戶部尚書、參知政事魏子平建，牌額題“榆塞風恬”；東牌樓為元名相楊惟中建，牌額題“斗柄春和”；西牌樓為元御史中丞、平章政事崔彧建，牌額題“榛苓化洽”。在東城，舊有六登桂籍坊、雙長柏臺坊等。六登桂籍坊是為金進士魏子平、魏笏、魏琦、魏玠、魏璠、魏玉六人立；雙長柏臺坊為元平章政事、御史中丞崔彧及監察御史、南行臺御史中丞魏初立。他們於民潤國的宦跡將永遠彪炳史冊。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優秀的弘州傳統文化，自然也有其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今天，只有順應時代，善於揚棄，有所創新，才能賡續傳統優勢，發展文化的連續性；弘揚華夏正義，發展文化的獨特性；不忘立黨初心，堅守文化的階級性，奔著既定的偉大目標，踏著堅實的步履前行。
作者簡介：趙宏清，字潤生，河北陽原人，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高階政工師。2008年退休。曾任縣直部門、鄉鎮相關職務。編著《陽原旅遊文學典故書歷》《陽原三字經》《泥河灣詩詞選編》（獲省三等獎）《陽原人物誌》（獲省三等獎）《西寧縣新志標點註釋本》《陽原史話》《歲月漫記》《鄉間心語》《陽原是個好地方》《人類故鄉 美麗陽原》《民國<陽原縣誌>校注》等。總編《陽原縣誌（1994-2005）》，執編《陽原縣革命老區發展史》。參編《泥河灣旅遊》《泥河灣紀》《弘州美食》《陽原人》《泥河灣——東方人類故鄉》（畫冊）等。創作歌曲《陽原 我可愛的家園》，獲市電視文藝音樂電視一等獎、省廣電藝術電視文藝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