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遍佈了眾多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河南又是中國考古的搖籃。1921年瑞典人安特森在仰韶村的發掘，開啟了中國現代考古學。這100年來，河南的考古事業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追溯中華文明問題要從20世紀初中國新史學的提出開始。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中國史敘論》，繼而於1902年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認為舊史學研究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進而提出“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也就是歷史研究要探索人類進化過程和社會發展規律。
新史學運動促使一批學者審視梳理中國古史和文獻的有關問題，出現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向中國傳統古史體系發起挑戰，認為中國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是後世逐步累加的，也就是時代越往後這些人物的資訊越多、越豐富，這就是著名的“層累說”理論。顧頡剛甚至對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都持懷疑態度。
清議報
1900年梁啟超作《二十世紀太平洋歌》在中國首次提出包括中國在內的四大文明，繼而1902年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道：
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
這其中雖然提出了中國是文明古國，然而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中國什麼時候進入文明社會成為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顯然，單靠中國傳統文獻材料很難或者無法解決中華文明起源問題。1919年王國維透過對殷墟出土甲骨文的研究，先後發表《殷墟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印證了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關於殷商先王先公的記載與甲骨文基本一致，從而為中國歷史研究找到了新途徑。之後王國維先生進一步提出“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的歷史研究的“二重證據法”。李濟認為：健全的民族意識，必須建立在真實可靠的歷史上，而“要建設一部信史，發展考古學是一種必要的初步工作”，中國考古學應當以重建中國上古史為己任。
殷墟甲骨文
1921年，受當時的中國政府委派，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聯合中國學者在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開展系統考古發掘，發現並命名了仰韶文化。仰韶遺址的發掘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現代考古學以此為標誌在中國誕生；
第二，發現的以彩陶為特徵的文化命名為“仰韶文化”，是中國第一個被命名的考古學文化；
第三，證明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存在；
第四開啟了用考古學方法探尋中華遠古文化的歷程。當然由於當時資料的缺乏和認識上的問題，安特生等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仰韶文化西來說”，並進而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
1928年，中國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對山東章丘龍山遺址和安陽殷墟進行考古發掘，特別是梁思永在安陽後崗遺址發現了仰韶、龍山、殷墟疊壓的著名的“三疊層”，證明了中國文化一脈相承發展的可能性。20世紀40年代，夏鼐先生經過研究指出甘青地區的彩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駁斥並否定了仰韶文化、中華文化西來說的觀點。之後透過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證明了中華文化在本土起源並且在吸收借鑑其他文化過程中獨立發展。中華文明探源問題始終伴隨著中國考古學從誕生到發展的全過程，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來最重大的命題。河南作為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擔負著中華文明探源的主要任務。
仰韶彩陶酒器-小口尖底瓶
繼仰韶村發掘以後由於戰爭等原因，河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掘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史語所為主加上河南的考古力量主要工作放在了殷墟以及輝縣、汲縣、浚縣等。由於殷墟甲骨文和大量青銅器的出土以及殷商都邑性遺址和宮殿群的發現，中外一些學者將中華文明形成定格在了距今3400年的安陽殷墟，其主要依據是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提出的文字、金屬、城市三個主要標準。這一判定標準長期困擾或者主宰著中國考古學界，似乎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學術命題。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考古發掘與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195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調查隊在調查中發現三門峽廟底溝遺址，1956年為配合三門峽水庫建設，安志敏先生帶隊對廟底溝遺址進行發掘。這次發掘命名了以花瓣紋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和廟底溝二期文化型別。後來的研究發現廟底溝型別（或廟底溝文化）作為仰韶文化發展的高峰，輻射至北到河套、西達甘青、南抵江漢、東入魯西的廣大範圍，成為距今5000多年前影響最為廣泛的文化。
1977年開封地區文管會和新鄭縣文管會根據村民的發現和調查，開始對新鄭裴李崗遺址進行發掘，從而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的距今7000至9000年的裴李崗文化。1959年徐旭生先生為尋找“夏墟”，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晉南、豫西開展考古調查，發現了偃師二里頭遺址，隨後開展了一系列的發掘工作。經過60多年的發掘研究，基本確定了二里頭文化的分佈範圍、強烈的夏文化指向的性質、二里頭遺址夏代後期都城的基本判斷。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門開始對登封王城崗龍山城址開展考古發掘工作。1979年發掘淮陽平糧臺龍山城址，1992年開始對輝縣孟莊龍山城址進行發掘……至今河南範圍內已經陸續發現發掘了二十餘座龍山城址。經過幾十年的發掘研究，已經基本建立起了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至二里頭文化的考古學框架，為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奠定了基礎。
河南龍山時期-夏代城址規模的演變
隨著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考古先輩們開始思考中國遠古文化和文明的發展模式問題。蘇秉琦先生基於中國遠古文化六大板塊區系型別的理論體系，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的形象描述。嚴文明先生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進一步闡釋為以中原為核心的“重瓣花朵”模式，中原是花心，圍繞花心是甘青、遼河、山東、長江流域等第二層花瓣，再向外是第三層。張光直先生提出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即：
所有的區域文化在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後都更廣泛地分佈，而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趨於深化，終於在公元前第四千紀中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圈，奠定了最早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地理舞臺。每個區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文化上與社會上都愈來愈複雜、愈分歧、愈分層，終於導致這些區域中產生文明的基礎。
這些對中國早期文明的探索過程伴隨著中國考古學體系的建立，所以對中華文明發展成因、特色、過程、影響的探索，也是對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的探索，只有用中國的理論方法才能真正解決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為進一步搞清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夏商周斷代工程”剛一結束，2001年國家先期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2004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首先選擇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新密新砦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鄭州大師姑遺址及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等六座遺址開展重點發掘和研究，之後又將研究擴充套件至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
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釋出，經過14年的研究，提出了中華文明的判定標準：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三是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這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是立足中國特色提出的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標準、中國方案。按照這一標準基本確定了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期間，社會分化加劇，中國不同地區先後出現了古國形態的早期國家，中華文明在多地形成。周邊各區域文明興起之後經歷了衰落和流變，逐步匯聚到中原，距今4300年前後中原地區逐漸成為核心，至距今3800年前後，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與引領者。
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結項之後，為將中華文明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河南聯合社科院考古所以及周邊各省擬定《中原地區文明化程序研究工作計劃（2020-2024年）》和《夏文化研究專案工作計劃》，這兩個計劃列入《考古中國》重大專案。這兩個專案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銜接和深化，“中原地區文明化程序研究專案”主要聚焦在距今5800年至4300年之間的考古學文化也就是仰韶文化中後期至夏文化之前的階段，這一時期，是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社會複雜化發展並步入文明化程序的階段，對於探討中原地區早期文明起源具有決定性意義。“夏文化研究專案”主要聚焦距今4300年至3800年之間的龍山時代及二里頭文化時期諸考古學文化的探索研究，以解決中華文明的成熟形態——“國家文明”或者夏王朝的誕生過程為主要目的。
經過多年的發掘研究基本探明，在三門峽地區存在分佈廣泛的仰韶文化遺存，僅靈寶一帶就有200餘處遺址，特別是鑄鼎原區域分佈多達50餘處不同級別的遺址。透過對西坡遺址、北陽平遺址、城煙遺址、牆底遺址等的發掘研究，初步可以判定距今5800年前後這一地區以西坡——北陽平遺址群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存在著遺址等級和功能的差別，西坡遺址516平方米的超大房屋和長約5米，寬約3。4米的大型墓葬，標示著社會等級的出現和王權的產生。西坡——北陽平遺址為核心的鑄鼎原遺址群，加上更廣泛的周邊遺址，形成了文明起源階段的核心文化，考古意義上的古國最早在黃河三角洲區域出現。
三門峽地區勘探的重要仰韶文化遺址位置示意圖
在鄭州、洛陽一帶的河洛地區，也存在著一個範圍廣大的仰韶遺址群，這一區域的仰韶文化明顯受到東部大汶口和南部屈家嶺文化的影響，文化形態更具包容性，其考古學文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仰韶文化秦王寨型別或大河村型別。其中雙槐樹遺址面積達117萬平方米，三重環壕，遺址核心區北部用圍牆圈起特殊的區域，類似後世的宮城，南側2400平方米的建築基址外有圍牆，墓葬設定在西北特殊區域，排列有序。這一遺址的諸多現象開啟了後世宮室制度的先河。鄭州西山城址、大河村遺址、滎陽青臺遺址、汪溝遺址等環繞東部，很明顯圍繞雙槐樹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古國結構體系。透過對以雙槐樹遺址為核心的眾多遺址的發掘研究，表明5300年前後形成了初步意義上的文明形態，鞏義雙槐樹遺址作為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規格中心聚落具有早期都邑性質。
“夏商周斷代工程”採用登封王城崗遺址提取樣本確定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該城址被部分學者推斷為“禹都陽城”。與登封王城崗遺址銜接河南發掘探索了與夏文化有關的禹州瓦店遺址、新密新砦遺址、鞏義花地嘴遺址、新密古城寨遺址、鄭州大師姑遺址、淮陽時莊遺址等重點遺址。從2021年開始，河南啟動全域夏文化相關遺址調查工作。經過初步調查探明河南境內約有1000餘處與夏文化有關遺址，其中偃師二里頭遺址周邊發現了景陽岡遺址和古城村東北壕溝，方城八里橋遺址、淮陽朱丘寺遺址、郟縣太僕遺址、汝州李樓遺址等具有較大研究價值。禹州瓦店遺址發現了大型祭祀遺存，這裡很可能與文獻記載“夏居陽翟”“夏啟鈞臺之享”有關。
新密新砦遺址填補了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空白，有部分學者推斷該遺址可能和夏代早期“后羿代夏”歷史相關聯。偃師二里頭遺址距今3800年至距今3500年前後，在前期探明宮殿區、手工作坊等分割槽佈局的基礎上，近年探測出其網格狀佈局的樣貌，並且每個圍合的方格邊緣都有圍牆封閉，類似後期的裡坊結構。二里頭遺址宏大的王都景象開啟了中華文明新的篇章，它的出現表明社會由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時期，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礎。
中華文明在形成發展過程中空間上北從遼河河套沿東部海濱南到江浙湖湘，向西抵達甘青，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廣袤範圍內匯聚融合；時間上從8000年前開始孕育，到6000多年前開始萌生，5800到5300年前滋養生成，4300到3800年前發展成熟。中原文化在空間上處在中心位置，連線南北，交通東西，內向融匯，外向輸出，時間上從孕育到成熟的重要階段都保持有相當規模強大的文化形態，就像黃河上的中流砥柱，在周邊文化聚散興衰中起著定海神針的作用。這一區域的文明特色和文明因素不僅成為中華文明的典型代表，而且在中華歷史的發展中代代相傳，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
文明在中原區域連續發展逐漸成熟，是一個文明形成發展的連續過程。距今7000至9000多年之間，早於仰韶文化河南、陝西、河北南部分佈著裴李崗文化、老官臺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的諸多因素來源於這三種文化，比如三足器、鼎形器、圜底缽等。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形態和生業形態也承遞了裴李崗文化的生產與生活方式。
仰韶文化發展到中後期也就是發展到廟底溝文化階段，出現了跨越式發展，以花瓣紋（中國花）為代表的文化北抵河套、南達江漢、西過甘青、東入魯西，形成了中華文明的第一個峰值。仰韶文化的發展經過廟底溝二期，發展出河南龍山文化，之後形成二里頭文化。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雖然在文化形態上各有其自身特色，但是其文化之間的發展銜接是一個緩慢的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文化形態和生產生活方式之間的繼承關係還是清晰的。
中原文明在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過程中具有向心性力和引領性，沒有中原文明中華文明可能始終處於多元形態，中原文明的團和作用將多元的文明凝聚成一個整體，才有了中華數千年文明強勢屹立於東方。中華文明起源形成過程中共有兩次大的文明匯聚與擴張。第一次是仰韶文化廟底溝文化階段，這一時期仰韶文化吸收了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等因素形成了強勢文化，影響波及範圍廣大，促成了中華文明在一個廣大範圍的誕生。第二次是二里頭文化的形成融匯了，山東龍山文化、晉南地區龍山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齊家文化的部分內容，這種廣納博收造就了二里頭文化的先進性和開放性特徵，其文化影響跨越了地域界限形成了廣域王權國家。
二里頭遺址
從居中圍合到建中立極，中原文明逐步確立起獨特的禮制規範和社會秩序。從聚落形態發展來看，裴李崗文化時期以唐戶遺址為例，早期房屋佈局呈散點無規律，晚期出現向心式佈局特徵，發展到仰韶早期出現了半坡、姜寨聚落房屋朝向中心廣場的樣式，並且出現了具有公共性質的大型房屋。發展到仰韶中後期形成了西坡遺址的超大型帶回廊多個大型房屋朝向中心廣場的佈局，由於受屈家嶺文化影響，距今5300年前後，南部南陽、東部鄭州一帶出現排房結構，縱向排列井然有序。雙槐樹遺址北部區域形成類似宮城的封閉形態，並且在中心房基發現了陶器組合的“北斗九星”佈局和房內北部的糜鹿骨架。
雙槐樹遺址規劃佈局上建中立極的思想和不同功能區的分佈以及中心對稱體現了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中心性和秩序性。二里頭遺址網格狀佈局更加突出了功能的分割槽，宮殿區由圜牆圍繞，主殿也有迴廊式圍牆，主殿坐落正北，南側入門一門三道，體現了王權的威嚴和層級的秩序感。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總結太康失國教訓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泰誓》也提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些治國思想正是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中原文明的文明特徵的體現和延續。中原文明更加註重實用、民生，王權和軍權是建立在質樸性與民本性基礎之上的。中原地區在文明起源階段沒有把生產力集中在祭祀性禮器的大規模生產上和大規模祭祀性場所建設上。中原祭祀“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也就是將土堆起成壇或簡單地將土地除草平整後稱“墠”就可以在上面從事祭祀活動。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的長5米多的大型墓葬隨葬品僅有一柄玉鉞和若干釜灶等明器類陶器，極其簡樸。禹州瓦店遺址發現有可能是“墠”的祭祀遺址，面積約800平方米，有與燎祭有關的紅燒土面、紅燒土坑，與瘞埋有關的五穀坑以及人牲（人骨坑）、犧牲（動物坑）等。
從裴李崗遺址開始出現的炊具“鼎”後來發展成為象徵權力和國家的禮器，鼎代表了民以食為天、道德和革新。由農具石斧演變而成的“鉞”也演變成了中原地區重要的禮器，成為權力的象徵。中原地區大量傳說中古代帝王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有諸多與民生有關的發明創造的人。比如伏羲神農氏嘗百草、有巢氏築房屋、燧人氏鑽木取火，又如黃帝藝五穀、築宮室，嫘祖教人養蠶繅絲，大禹治水等等，只有滿足了民生的願望，才能被奉為神靈和祖宗。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我們不僅要關注起源方式、歷程的過程性研究，更要注重觀念性、思想性、規律性等內在成因研究。要深刻認識天人關係、人地關係、人水關係、人人關係的互動複雜演進，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和民族生存延續的密碼，在對文明研究的過程中建立起具有東方文明特色的價值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