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於義，不生於例也。義恰而例自立焉，故不獨《春秋》有例，若《易》，若《詩》，若《書》，無不有例。其例既定於聖人精義之心，非有所比擬景傅也。為文必當明例，碑誌又文字之最謹嚴者，其例尤不可不講。元潘景梁、王止仲，明黃太沖，遞有所述，然取法不越昌黎，是謂昌黎以前金石之文皆獷語也，先河後海，豈其然乎？古人制鍾範鼎，義專裒顯，麵人儷事，不患本末不審，故款識流傳，類皆檃括行能，文質究宣，但主銘勳，不關記事。變金為石，其義猶是，其例亦當猶是。秦漢以來，矩矱具存，可覆驗也。自昌黎一變而為述事，後世史籍舛午，往往足資考證，故各家文集碑誌，尤為可貴，昌黎之功，誠亦不細。然不得因後掩前，反疑古人渾噩為不達也。
朱竹垞嘗謂墓銘莫盛於東漢，鄱陽洪氏《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例非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竹垞既未有成書，錢塘梁氏《志銘廣例》、吳江郭氏《金石例補》、嘉興馮氏《金石綜例》，搜採較博，舉例尚疏，至長洲王氏《碑版廣例》，雖上取秦漢，下訖中唐，其旨乃主於摧毀漢人，專以文章正統與韓、歐，其言曰：漢碑版之在世亦多矣，或奧而賾，或枝以蔓，雖或得焉，其所得嘗不敵其所失。又曰：漢碑版不皆出於文士，乖離析亂，人率其臆，未嘗有例也。噫，古人物勒工名，一器且不苟作，何有旌功寫德，託垂千億，乃曾不得一文士為之操觚乎？晚近尚欺心之學，且有專標柳子厚、馬少監、張子野、黃夢升諸文，以為碑誌正宗者，是並韓、歐之例可廢，何論漢也。
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始本竹垞之意，壹以東京為主，傅以經術，加之博證，纂為《漢石例》六卷，蓋惟深通漢學，故能得其大義，義舉而例亦因之俱舉。文章家既讀潘、王之書，即何可不進以此箸也。楚楨為端臨先生從子，少與儀徵劉孟瞻齊名，號“揚州二劉”，作令畿南，迭更盤錯，時遣人持券告貸京師，而一錢不以累民。比官元氏，貧愈甚，循聲亦愈起。訪獲縣境古碑甚多，其尤著者則《延熹封龍山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見也。靈石楊君墨林及弟子言雅好金石，讀君書喜且寶之，因請刻入《連筠簃叢書》中，而以校勘之事屬餘，餘既獲交孟瞻，又獲交楚楨，故樂序行其書，楚楨又箸有《寶應圖經》，精博與孟瞻《揚州水道記》埒，“二劉”之目豈虛譽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平定張穆序。
【1】此文也收錄於張穆《㐆齋文集》。
（來源：《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40冊）
